以立法的方式叫停奢华包装，其初衷是要“建立节约型社会”，因为提议立法者称北京市垃圾有60%来自各种各样的包装物。所以，靠法律制度的方式来约束遏制“过分”包装就有一定的必要性，与近年来呼声高涨的要叫停“豪华”包装亦不谋而合。然而，笔者以为，现实中的豪华包装又并非一无是处的，怎样确定豪华包装是否“过分”？要“兼听”才会“明”。

    要确定“过分”包装标准和条件，不该只让一些专家和公众参与，还要有包装商表达意见的空间。比如，让包装商参与到该法案的制订中，能了解到包装商的合理诉求，不仅彰显了司法程序立法的法治精神，体现了对包装商的尊重，还能够增强“包装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对于商家来说，包装也是商品的组成部分，每一个包装设计的出笼到投入具体的操作，往往都是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运作的，消费者有此方面的需求他们才会考虑的。正如前不久闹的沸沸扬扬的“空心书”一样，你能说这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吗？还不是市场有这个方面的需要，商家才会考虑搞这些花花绿绿的包装的。

　　事实上，在立法制订“包装法”的过程中，很容易就出现忽视商家的合理诉求的因素。尽管他们生产出了豪华包装，在经营上算是处于强势地位，在表达意愿和观点上却处于一种与前者不符的弱势地位，而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是不该让此种不公平现象上演的。

　　当然，笔者并非说浪费资源的“过分”包装不该叫停，而是说怎样将不明晰的“过分”概念量化到具体。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公众建立节约社会的诉求，更要自觉培养一个节约的心态，自觉抵制浪费资源的“过分”豪华包装。同时，要让商家参与到“包装法”，明白他们的合理诉求，不能简单要求商家在包装上怎么样，以平等的理念才能制订出一套科学合理可行的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