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前，在不断扩大的公共债务与不同经济体发展相对滞后的前提下，我们有两个疑问：将公众资金注入奄奄一息的传媒行业是否有效？为了确保给读者好的回应以及对纳税人的金钱负责，某些模式就一定比其他的强？

        上周，笔者有幸采访了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兰斯姆斯-尼尔森教授，他同时在丹麦一所大学任传播学教授。尼尔森教授与前路透社总编格特-林内班克共同编写了《公共支持与传媒业：关于直接和间接补贴的六国概述》。在这篇报告中，两人共同分析讨论了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公共支持体系。该报告对公共电台与电视台的经费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发现每个国家对于该项经费的标准也都大相径庭。由于篇幅有限，仅以印刷媒体的公共基金为例进行解读。

        在这六国中，芬兰政府成为了对印刷媒体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它对于该行业的人均公共资金投入是分别是美国的22倍、德国的9倍、英国的5倍、意大利的4倍以及法国的3倍。

        对于新闻媒体的支持在芬兰是件大事。然而，仅仅是理论上的。因为在芬兰，正如其他斯堪迪纳维亚国家一样，报纸拥有很大的读者群：占到该国79% 的人口。看到这里，你不禁会想如此高的渗透度，应该与政府补贴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该报告显示，德国仅使用了相当于芬兰11%的公共资金，渗透度却也达到72%的水平。

        现在将两组数据联系在一起，便会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虽然在公共资金消耗方面比任何国家都多，但芬兰的效果确实是最好的。据路透新闻学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芬兰的表现要比意大利和法国优秀13倍之多；如此看来，在补贴体系方面的失败者也就自然不言而喻了。

        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当把政府开支与印刷媒体的渗透度联系起来时，并未发现凯恩斯主义机制(Keynesian mechanisms)。比如，美国在人均公共开支方面仅比意大利多16%，但是每千人中却比意大利多了94%的读者。然而，德国的花费比意大利多 40%，可是该国却拥有比意大利多3倍的读者数。事实表明，增加政府补贴并不能够扭转衰退。

        2、芬兰的数据说明，这样的表现仅与编辑部有关，而非政策所为。作者对于北欧国家的新闻业管理还是略知一二的。在那里，新闻报导的现状极为独立，甚至有些残酷(毫不夸张)。几年前，作者曾是施伯史泰德新闻奖(Schibsted Journalism Award)评审团中的一员。当时，他亲眼看过编辑们筛选文章的过程：策划报道内容，指定待替换内容，以及竭尽所能的赢得读者芳心。另外，那里还提供高效的公共新闻服务，以督促政府工作和防止职权滥用现象的发生。

        单纯从行业角度来看，斯堪迪纳维亚诸国的传媒企业都曾不约而同的认为，行业竞争应该被挡在编辑部门外。很久以来，印刷与发行的利益得到平衡。报纸与杂志都保有鲜明的观点，而并未被腐败侵蚀。所以，这里的情况远比其他国家或地区要好的多。

        3、拒绝陈词滥调，互联网的增长并未影响印刷出版物的渗透度。芬兰与英国都拥有很强的读者黏性和较高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分别为57%和37%)。

        尼尔森的报告就公共基金对于传媒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进行了详实的阐述。而且，该文章也消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欧洲媒体过度国有化的偏见，或美国的公共部门对传媒行业的不支持态度。

        世界上并无万全之策，经营模式也不例外。

        然而，依然有些好的想法涌现出来？只要你认为媒体可以获得政府补贴，我就这么认为，理由如下：

        1、高品质的信息对于民主来说至关重要。

        2、优质的报道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中立的观点与报道容不得商业模式(例如国家公共电台/NPR或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经营模式)。

        3、整个行业正处于激烈的高成本的转型期，因此许多企业都无力承受的高成本，尤其是印刷出版物。

        4、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平庸化的历史时期，受到经济利益驱使的新闻从业者过分的关注所谓的眼球经济，有时候甚至把“隔夜的”信息重新“翻炒”一下就仓促出炉了。

        综上所述，为了让公共支持更加有效，作者认为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执行以下4点内容：

        1、严苛管理；表面上是这样的，但其实公共资金经常被大量的浪费(听听新闻报道便知)。

         2、杜绝滥用；意思就是说，专款专用。比如这笔资金是改造专用的，那么就只能用作该项目，并且还要进行核算。

        3、公正无害；政府补贴应以间接形式注入。例如，对于广告收入标准之下的企业给予免税支持(例如法国)。

        4、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不予支持；这一点仅针对转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