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装网讯】“包装”作为一个舶来名词，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并不存在；但作为人类造物活动的包装，却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一书，通过对《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中古人对“包”、“装”及其与之相近的“裹”字的解释，以及《汉语大字典》《辞海》中今人对其的释义进行辨析，认为古汉语中的“包”、“装”二字，虽与“包装”的内涵并不相同，却不失为我国古代对包装行为的另一类词语表达方式。根据历代容器的功能和容纳物品情况，作者提出，包装至少经历了早期的双重性（既是包装物又是生活器具）、发展期的专门性（有特定的容纳对象而不同于通用容器）、转型期的专门性和从属性并存三个阶段。

鲜明的时代性

在正史文献中，有关包装的史料屈指可数，而其他诸如笔记、小说、方志文献中，虽偶有涉及，但因与现代包装的含义差别巨大，加上年代久远，许多名物、工艺失传，致使理解不易。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征引相关历史文献超过1000种，除了部分习见文献外，绝大多数是不为常人所读的笔记、杂记和地方志文献。在挖掘史料基础上，书中对史料进行的释读和阐发，不仅表现在诠释古代包装概念和内涵上，还表现在对诸多与包装相关的名词术语和事件、过程的理解方面。作者除了十分重视古人解释外，还与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资料互证，以确保征引材料的准确性。

全书始终坚持大历史观视野，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社会发展中各因素对包装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在内容架构上，既按历史发展脉络安排章节，又将在包装上具有共性特点的历史时期统揽论述；既保留了史学编年体的传统写法，又清晰阐明了包装发展阶段的时代性特征，具体包括史前的粗犷、夏商西周的凝重、春秋战国的便用、秦汉的多样化、魏晋的融合性、隋唐五代的包容性、两宋的商品性、辽金西夏的民族性、元代的交融性、明清的集大成等。

作者在甄别考古出土物和文献史料基础上，尝试提出新观点。比如，认为包山楚墓中发现的陶器可作为食品罐头包装；文献史料中的“郫筒”是一种包装容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宝函为系列化包装；马王堆汉墓出土九子奁为整合包装设计等。此外，书中还对汉族传统包装与少数民族和周边地区国家包装双向互动进行充分发掘，揭示了中华民族包装多元一体形成过程和存在方式。这方面突出反映在对中亚地区、东南亚诸国和日本、朝鲜半岛诸国包装形态、装饰元素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包装发展相互撷纳的深度发掘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巨大影响。

突出的历史延续性

包装的发展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突出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今天的包装与历史时期的包装有着密切联系，有的甚至几千年相沿不变。无论是材料、造型、结构、装饰这些有形的物质形态，还是其所蕴含的造物思想、观念这些无形的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始终是后世创意、设计与制作的源泉。

对古代包装艺术的更迭与演变进行梳理、比照，有助于明晰我国古代包装在历史演进中所积淀的造物思想、技艺、方法等，有利于实现古为今用，为当下我国现代包装的民族传统特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书中处处充满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如对古代“适用即可”设计理念和思想的阐述，与当下过度包装和适度包装进行联系；对古代合理利用天然材料与当今生态设计、可持续设计联系；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包装飞跃与现实指导意义的论述；对外来包装由接收到融合后再造的探讨等，无不揭示出其对今天包装设计发展所具有的启迪作用。

阅读该书后，笔者感觉略有三点不足：一是对酒类、茶叶和日用土特产包装论述过于简略；二是虽选用不少经典图像资料，但作为专门艺术史的内容稍显薄弱；三是明清时期在吸收西方艺术特色背景下，中国包装艺术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书中阐释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希冀作者能在再版时予以斟酌，进行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