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装网讯】在中国，高考被称为“天下第一考”，其规格之高，严厉之程度，使得很多人将其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相提并论。但即便是惩罚措施再严厉，管控再严，无论是高考，还是科考，作弊与反作弊一直都是相伴相生同步并行的。

这本作弊书，长8.2厘米，宽7.3厘米，高1.5厘米，是名副其实的袖珍书。书为木刻，线装，收录《孟子》七卷。除了书口处有一个虫蛀眼，其他无瑕疵，品相较好。书本印刷质量可谓上乘，原文与注解区别以不同字体，印制清晰，一目了然。从中可以窥知清代木刻印刷术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卖家称，这本书是他下乡收货时，在一个古镇上，从一位老人手中购得的。老人说，他祖上出了很多读书人，现在自己年纪大了，这些旧书恐怕也保管不了多久，于是就出手卖给了他。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中举，光宗耀祖，改变命运，科举考试也就具备了极大的诱惑力。科举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考试更是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这样死板的形式，就给了那些不想死用功的读书人钻空作弊的空间。把四书五经的内容夹带进考场，成了他们最想做的事，也使得袖珍作弊书有了广阔的市场。

其实，古代袖珍本书籍出现的历史也很久远，当然也不光是为了作弊，而是方便携带。那个时候，袖珍本书籍还有个专有名称——“巾箱本”。巾箱是古人放头巾的小箱子。古人为了方便阅读，就刻印了这种可以放到巾箱中极易携带的书籍，时间长了，就被称为“巾箱本”了。晋朝葛洪在《西京杂记》后序中说，葛洪家遭火灾，书籍尽烧，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这说的应该就是巾箱本。只是，葛洪当时没确切说出“巾箱本”而已。明清时期，由于科考作弊极度盛行，导致“巾箱本”这种袖珍书的印量突增。由此“巾箱本”似乎也就成了作弊书的代名词。

袖珍作弊书虽小，但要想真的带进考场也是不容易的。古代科考，考生进场时，要经过严格仔细的检查，若有违反，严厉问责。“应试生儒举人监生，但有怀挟文字、银两，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俱问发充吏，三考满日为民；若系官吏，就发为民。”这段明史史料便记载了明代严惩作弊者的法规，轻者罚款，重者还要坐牢房、发配到边疆充军，若是官吏还要贬为庶民。

袖珍科考作弊书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研究古代科考和印刷术的实物，无疑是有着特殊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