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文人与王羲之的关系，主要因为书法。“书圣”的涵盖力太强，影响太广

，浸润太深。苏东坡和王羲之的渊源，远非书法一道可囿，但也不妨从书法说起
。

    其实，苏东坡也没有见到过王羲之的真迹，他自己说：“王会稽父子书存于世

者，盖一、二数。”从《淳化阁帖》的出现，到苏东坡在世之日，社会没有发生

大的动乱和战争，苏东坡又曾为朝廷文教重臣，遍览秘阁收藏，然而所见王羲之

墨迹全是唐代的硬黄拓本。由唐到宋，经历了“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

骨”，书法史的许多关键细节已经模糊。苏东坡以为《淳化阁帖》中列于王羲之

名下作品就有几件可疑。

    苏东坡在书法继承方面的轨迹也是复杂的。黄庭坚说苏书最得徐浩气韵，而徐

书得意于二王。后世若董其昌亦同此说。东坡三子苏过则早就反驳过此说，强调

乃父幼学二王，及长则致力颜真卿。苏子由为兄撰墓铭，云东坡晚岁坦承“不及

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曹宝麟先生新撰《中国书法全集——北

宋名家卷》则提出苏东坡书法受宋神宗影响，而神宗之书又追慕徐浩。众家之说

大致趋同而幽微各具，仍为苏东坡研究中有兴味之话题。

    王羲之出身官宦之家，衣食不愁，但少年处于战乱，未必有很好的读书条件。

南渡之后多年，东晋朝廷才开始恢复太学，可以说，王羲之的文化基础虽然在东

晋一班官宦子弟里出类拔萃，但比起以后的苏东坡，其读书学习的深广度是有距

离的。王羲之的时代去古未远，传统未深，前代诗歌只有《诗经》、《楚辞》和

汉魏乐府，文章则是先秦诸子散文和汉赋；苏东坡把这些通盘接受以外，两晋南

北朝隋唐五代又丰富了他的继承。现在流传的王羲之作品，除《兰亭序》及同时

产生于兰亭雅集的几首诗，他的主要文字竟多为政论。《淳化阁帖》和《十七帖

》所收王羲之手札，都是片柬零笺，谈不上文学作品。钱钟书先生在论及王羲之

《兰亭序》的文字时曾说：“岂抟心揖志在书法，文章本视为余事耶？”苏东坡

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也是一个转折点。以后，再没有他那样的全才，根本

原因，是整个华夏传统文化在唐、宋两代形成高峰后便转向衰微，非人力可以改

变。

    揆众归一，因形入神，可以说，苏东坡于书法，早年直接取法的还是唐贤。他

自己也说，得于李北海甚多，而颜真卿又曾是他最崇拜的仪型。这里有时代风尚

的影响，也有家庭熏陶的原因，母亲从小教导他学做忠臣义士，从苏东坡以后在

仕途颠簸一生来衡量，他很大程度是接受了魏徵、颜真卿的性情人格，属于极言

直谏之俦。

    苏东坡的书法和文学相伴成长，中年之后，他对自己的成绩和不足都有了新的

认识。以《寒食诗》为代表，瘦劲清冽的“晋气”已不同于“肥腴”的“唐风”。

 

《兰亭序》和《赤壁赋》

    王羲之写《兰亭序》在五十一岁，此后不久，他写了《誓墓文》，永绝于官场

。再以后，便游弋山水，隐遁而终。苏东坡作《赤壁赋》为四十七岁，此前半年

，他还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寒食诗》。用世的豪情与出世的逍遥长久

地缠绕着他，直至于生命的终点。

    《兰亭序》和《赤壁赋》应该是两颗闪耀在中国文学天空的璀璨明星。在此双

星之下，韩愈的“文以载道”都显得不够开阔。但是，后人对《兰亭序》和《赤

壁赋》的认识和理解往往看其表象而不能窥于内里。如今书法大行，有翰墨处必

见《兰亭序》，“天朗气清”之悠哉乐哉，谁人不喜？“惠风和畅”之心赏目明

，谁人不惜？再观《赤壁赋》，秋水长天，万顷一苇，朗月寄傲，长歌抒怀，最

见文人情慨。倘不细想，王羲之和苏东坡这一对风流人物，真像是携手千秋，给

后世快乐无限之寄托。也难怪许多绘画作品，把王羲之和苏东坡就画得一般无二

，如同历代帝王图里的汉高祖和唐太宗难分轩轾。

    比较王羲之，苏东坡的人生阅历思想感情要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他看人生，

就不像王羲之那样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只是一种循环；也不是“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只是一种宿命。在《赤壁赋》里，苏东坡从宇宙无穷之

外与人生有限之内来观察和体悟生命。最终，他发现有限的生命可以有无穷的意

义。苏东坡的佛、道思想都得到体现，但他又不拘于佛道之理，而呈现出鲜活的

人生质感。表现在他的生活，“上可伴玉皇大帝，下可伴卑田院乞儿”，既可以

调羹理馔，种药烹茶，也可以在泥泞路上“一蓑烟雨任平生”。所谓“在地狱里

也要活出精彩”。中国文人的精神成长，从王羲之的“看破”，到苏东坡的“既

看破又不看破”，一字之变，蕴含无穷。

    东晋风流让后世想望，其本质究竟是什么？西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潘岳

、左思、陆机、陆云、卫氏诸杰，谁不是锦心绣口、妙诣天成？却一个个为功名

利禄搅进宫廷权斗死于非命。有个名声远不胜诸子的张翰，比较之下，觉得与其

如此朝不保夕地披金戴紫，还不如回江东家乡吃一碗时蔬鲈鱼家常饭。西晋皇族

自己折腾，使江山板荡。王羲之的父辈挽救国运，到江东另拓新天，皇族对文士

阶层让步，社会精神也多了些自由。在文教方面最让后世钦佩追慕的就是以王羲

之为魁首的书法。但半壁江山终于鼓荡不起意气风发，王羲之在《兰亭序》里反

复感叹，终落于“悲夫”！而苏东坡的时代，科举制度已经完备而有效率，在苏

东坡之前，已经有范仲淹这样的平民子弟因道德文章而建功立业，苏东坡即使经

历了构陷和迫害，但还保留着。《赤壁赋》不独为吟风弄月，甚至在饮风餐月。

旷放之余，心底温热犹在。
 

帝王师终是棱角汉

    王羲之和苏东坡两人在各自的时代都曾是耀人眼目的政治明星。南宋洪迈在《

容斋随笔》里说：“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

抗怀内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

其比。”洪迈的结论是“王逸少为艺所累”。这自然是封建时代以功名事业为第

一标准的价值观。其实，官场上的功利之辈从来就若过江之鲫，不嫌其少，而能

若王羲之的鲠骨刚肠，与其书法成就彪炳千秋，实在是孤星冷月，照人心脾。王

羲之出仕之初曾为会稽王友，那时候他二十八岁，而会稽王司马昱才十来岁，可

以说，这个“王友”实际就是王师。以后司马昱当了丞相，重用王羲之的老朋友

殷浩兴师北伐，王羲之了解殷浩是个谈辩之士，没有军事才能，出军必败，而司

马昱所以听从殷浩之言，以国本为孤注，主要原因是为抗衡另一大臣桓温的势力

扩张。王羲之一再上书，试图阻止殷浩的北伐，结果是被司马昱视为另类。以后

司马昱又宁肯重用有贪腐劣行而敢于与桓温对抗的王述，并且让其做王羲之的顶

头上司，种种掣肘，使王羲之心灰意冷，终于“誓墓”发狠，遁迹逍遥。苏东坡的
官场道路本来也可以一帆风顺，但也就是因为他的性格“不随”，遇事总要独立思
考，所以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困厄。“乌台诗案”之后，幸存一命，流放多年，终于
还朝，而且时来运转，往昔的错误变成正确，罪名成为功德，照一般人看来，正
是大展宏图之时，他却不肯躺在功劳簿上升官加阶，却自己反思：以前所反对的
，未必都错；今天所风行的，依然有错。只是，昨天反对的王安石，已经身名两
败，而今天引领潮流的司马光，同样有很多偏颇。苏东坡没有学乖，不会讨巧，
连“随时俯仰”也难为，他又拿出当年批评王安石的劲头来批评司马光。当然，他
不仅失去了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拜相封侯的可能，而且连在京畿附近与兄弟一
起退休养老的卑微愿望也难实现。他曾经做过宋哲宗的老师，但宋哲宗却不待见
他。

    历史总是给人遗憾，又在另外方面给人欣慰。试想：如果司马昱重用了王羲之

，让他做到殷浩或者桓温那样的位置，历史会怎样发展？窃以为王羲之最后还是

不能成为谢安。为什么？谢安不是因为“北伐”而成功，是利用了北军倾朝而出

的骄妄，因敌人的错误而成功成名，这样的机会是可一而不可再，可遇而不可求

。正因为王羲之清楚地知道，在他那样的时代，不可能在国家政治方面真有作为

，他才息影林泉，游弋山水。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演讲稿》里指出：王

羲之的反对北伐出于清醒认识，不同于一般士人之偏安。识见就高于洪迈。苏东

坡的历史时代，如果让他取代司马光，可能处理朝政要周全些，因苏东坡的“中

庸”“中和”可能会避免司马光似的偏颇。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王安石个人

与苏东坡虽然有诗文才华的惺惺相惜，但他麾下的吕惠卿、章子厚、林子中之俦

是必然和苏东坡死磕到底。司马光集团里的刘挚、程颐等人也决不容苏东坡的直

率性情。刘挚有句话：“一成文人便不足观”，在他心里，苏东坡就是个不足观

的文人。王羲之永远归回到偏僻的剡县；而苏东坡先求外放，终于还是被流放。

如果没有他们最后的颠顿，就不会有“十七帖”，也不会有完整的“黄州、惠州

、儋州”。王羲之和苏东坡都曾经是帝王之师，但他们都因为直率的性情，不能

得到帝王的根本信任，外放、流放，困顿漂泊与寂寞，成就了他们最终的文学艺

术。

 

兰亭和西园

    中国古代文人雅集，王羲之兰亭以下，当数苏东坡之西园。

东晋文史资料保留至后世者，十分零碎，而北宋史料之流传，就相当丰富，苏东

坡的年谱可以细致到每月有记甚至一天之内可得数事。可是，历史留存又往往有

远而清晰近反模糊之变例：兰亭雅集十分遥远，却被王羲之记载得十分确凿，东

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无须考辨，连参加的四十二人，也历历在册，流传至今

，绍兴的兰亭故址还可以经常搞些模仿性的活动。西园雅集的发生地在北宋首都

汴京可以无疑，至于西园到底在什么地方，就人言人殊，至于参加者究竟是谁，

也难以确切。历史在过往烟云里总要留下些迷幻，让人琢磨，也让人遐想。

在参加兰亭雅集的四十二人中间，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位：孙绰（兴公），他是

王羲之早年在武昌庾亮幕府里的老同事，一篇《天台山赋》流韵今古，文学声名

不在王羲之下，却甘愿跟随王羲之为僚属，他应该是王羲之最好的朋友和搭档。

郗重熙、郗方回兄弟，是王羲之的舅子，也是两个书法名手，对姐夫的墨宝爱到

痴迷，他们的爱惜珍藏，对王羲之书法的流传起到重要作用，而王羲之任性辞官

之后，一大家人的生活开销，夫人娘家的资助功莫大焉。谢安石比王羲之小十八

岁，俊雅风流又少年老成，在王羲之心里格外有分量。谢安石早年就看破红尘，

优游山水，王羲之多曾劝诱他为家为国均须务实。以后，王归隐，谢却出山建立

不世之功。还有终身的职业旅行家许询，无任何功名事业，却因为其行迹潇洒，

使得他长住的永兴县被改名“萧山”，真可谓人间一奇。至于支道林，用仙风道

骨来形容都嫌太浮泛，他是佛道兼修的双料大师，对东晋一朝乃至后世的宗教学

说堪谓传灯。这样一群朋友，真正太难遇合，在山水明媚之间，让多情善感的王

羲之陶醉复怅然，一篇《兰亭序》，说白了就是“兴尽悲来”，以至于千载之后

的郭沫若怀疑其并非王羲之所作，理由之一是“骨鲠”“有鉴裁”的王羲之不应

该有那样彻底的悲观。

    在兰亭雅集之前，西晋时，以大富豪石崇为东道，集中了潘安、左思、张华、

陆机、陆云等当时名士，有过一个“金谷园聚会”，那特色就是夸耀豪奢，欲望

、争夺、权力、财富，被张扬到极致。兰亭雅集却以其席草临流之天然，诗酒翰

墨之旷远，一扫金谷园之纸醉金迷，为东晋文人洗濯出一世清冽。

以苏东坡为首的“西园雅集”，既不像金谷园，也不像兰亭。一般的说法，“西

园”乃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居所，在参加者之中，也只有他在经济上比较富裕

。其时是苏东坡经过“乌台诗案”的大狱勘磨，侥幸不死之际流放黄州还都之后

。乌台兴狱之初，王驸马是受苏东坡连累最直接的一人，因他老早就喜欢东坡文

章翰墨，多曾求索，也为此付出代价，虽为王室，亦贬官窜远。能够返回京城，

在他们都是劫后之幸，也就格外珍惜。

    《西园雅集图》的作者李公麟，论绘画技艺，当数北宋一人。加上“苏门四学

士”黄庭坚、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还有苏辙和米芾，北宋文坛全盛时期的

代表人物，在苏东坡周围形成了一个济济多士的阵容。黄庭坚、秦少游都因为苏

东坡不断吃苦头。以后，苏东坡二次流放，他们也流放，在苏东坡北还路上，小

他十多岁的秦少游突然亡故，让已经饱历风霜的苏东坡悲痛难已，发出“百身难

赎”之叹，而黄庭坚在苏东坡之后竟死于贬所，临终都不得安栖。西园雅集里一

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是米芾，显然不同于秦七、黄九那样肝胆相照，苏东坡对米芾

显得格外客气些，在信札诗歌里也多为揄扬。这其中，可以看出苏东坡的某些世

故人情。米芾以后对蔡京颇多巴结，他自己当然有一番不得不尔的理由，但是，

比起黄庭坚、秦少游的耿介清高，毕竟是另一路数。

    李公麟所作《西园图》已不传，后世摹绘者甚多，清阁雅赏，文采风流，为人

乐道。但西园之集，具体是否发生，也有人怀疑，因黄庭坚、秦少游、米芾几人

在汴京与苏东坡同时相遇的机会很小。不论怎样，这毕竟是以苏东坡为领袖的一

班文人可能发生的情形，也算得北宋鼎盛时期的文坛风貌，虽不似兰亭雅集之确

凿，也是历史中的可能。只是，以后多年，苏东坡对这段平静富贵的生活并无流

连文字，他在海南流放期间，对北还既盼望又失望，自己有诗：“心若已灰之木

，身若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汴京城里短暂的快乐豪华，

在他一生颠顿飘摇里显得太轻浮太渺茫。（原作者：李廷华）山边水边之人

王羲之和苏东坡都是由“兼济”趋于“独善”之人，在这两者之间，对于自由心性的
珍惜，超过官场事功，而自由心性的实现，又多藉山川原野为寄托。归结到

他们的书法和文学，山边水边之趣充溢始终。他们虽然都曾经有过官位，羁縻宦

场，本质上却都是从情感心灵出发的艺术家。

    王羲之少年时期经历了晋室朝廷从北方向南方的举国大迁徙，以后，作为丞相

侄子，王羲之观望前辈们在长江边的“新亭对泣”，壮丽和悲凉搅和成他心底的

苍茫。再以后，他到各地任职为官，看遍江淮风光，而一到山阴，就不愿意再离

开这里，盖因其风光之美焉。也就是在偏安的东晋，文人们对事功的追求稍微怠

慢，而对心情的珍惜、对山川风物的关注空前强烈起来。与诗文相表里，山水画

也是在这一时代大为发展。所谓“东晋风流”，就是植基于可观可游可居的江南

山水风物的细腻悠然，与北国阔大雄强粗犷苍茫之风成一对照，并且形成以后以

文人雅致为特色的“南宗”。

    王羲之之后一个最与山水有缘之人，苏东坡算一个。家乡眉山的自然风光，培

养了他最初的艺术兴趣和天真情怀，以后又随父亲越秦岭，出三峡，雄壮逶迤的

大江巨川渐来眼底，也渐贮胸中。苏东坡属于那种最聪明也是最勤奋之人，几乎

所有他经历过的山川风物都被他的生花妙笔记录下来。王羲之给后世留下的文学

瑰宝主要就是那篇《兰亭序》，而苏东坡的文学遗产则难以胜数。北宋时代的社

会经济发展远胜东晋，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普及，以至于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三

人最初出三峡时写下的诗歌居然在完成之时，就可以编辑成集。

    人是大自然所培育，最终归于大自然，而在“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生命过

程里，最能给人慰藉也最使人留恋的还是大自然，大自然和自由的心性互为表里

，大自然是自由心性的无限追求。王羲之在官场烦琐之中，早就期望有一天能够

摆脱纠缠，与好友走遍东南山水。这还不够，他的《十七帖》中大量篇幅都是表

述对西蜀山水的向往。他甚至将前往四川攀“峨眉”、“汶岭”看作一项重大人

生成就。苏东坡的足迹较王羲之扩大了许多，他曾经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

杭州、扬州、登州、颖州、定州为地方主官，所居之处，无不留下墨迹心迹，他

曾经被发配的伤心之地黄州、惠州、儋州，更成为他的心爱之地，每当离开之时

，竟依依难舍。王羲之、苏东坡根本不代表繁华虚荣，其品格如“江上清风，山

间明月”，永远值得我们用心灵体悟品味。

 

以书法为结

    王羲之书法之风华气格，受到历代学书者的顶礼膜拜。现在流传的古人书学论

著，虽然不能说篇篇正确无误，但是，经过千百年的淘汰辨证，古人的很多基本

观念和说法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也曾经受到过

某些质疑，若唐代韩愈为褒扬石鼓文而轻言“羲之俗书趁姿媚”，又若当代发生

的“兰亭论辩”；但最终未能动摇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反使其书法更加深入

人心。中国书法到“二王”，以行、草书而论，已经登峰造极，后世追慕学习者

代不乏人，但如果要说哪一位真正超过了“二王”，恐怕还难得其人。

    朱熹是道学家，其书法见识也不谓不高，其论王羲之《十七帖》云：“玩其笔

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

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一般印象，道学者流最

终是桎梏心性，说教误人，看朱熹之论，竟与苏东坡论文不谋而合。

    后世论书者最欣赏的就是王羲之的自然，刘熙载说：“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

亦备。”吴德旋说：“王右军如《史记》之文，变化皆行于自然。其于诗则无名

氏之《十九首》也。”他们异口同声之所谓“自然”，就是王羲之书法里即飘逸

潇洒又收放自如，既法度精严又全无拘谨的精神气息。这气息当然是长期锻炼而

成，但也有天资的成分。董其昌云：“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

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章法是需要精心

设计的东西，而王羲之之“章法”却出于“随手所如”，显然与“设计”全然异

趣且异途。这就是书法之大奇妙处，是在中国的山川风物和人文气息里独自生长

而成的艺术奇葩。

    后世书家最讲究自然，也最表现出自然精神的是王羲之的千古知音苏东坡。吴

德旋说：“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

，动于天然而不自知。”包世臣则不以为然，他以为“学苏须汰其烂漫，汰烂漫

则雄逸始显。”对此言，吴德旋更不以为然，他又说：“余谓烂漫，病处亦觉其

妍，但恐学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这里涉及苏东坡书法的一些

特点，他的自然乃“事事皆为第一流”的天然流露，与一般以书法之表面因素为

能事者大为不同，他的“烂漫”即其天真，出于他自己的文章气节，情采趣味，

后世模仿者不乏，但很少有真正得其真趣者，究其柢，并非苏东坡的书法在技艺

方面高过黄庭坚、米芾等同时代人，“病处亦觉其妍”，即明白点出其“病”，

若所谓“疲偃”。苏轼自己也谦称，自己在诗歌上远不如陶渊明，书法上也不能

入“晋人格”。比较王羲之的无可挑剔，苏东坡之于书法，确实给后世造成困惑

，他名列“宋四家”之首，却不像黄庭坚、米芾之书法代有传人，也如同他在诗

歌方面为两宋第一，却不像黄庭坚以其独特风格成为“宋调”领袖。

    苏东坡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显然，于书法一道，苏东坡在本质
上是将自己视为一个鉴赏家和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