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安徽师范大学教授黎泽潮《〈因话录〉校笺》抄袭事件引起学界哗然。人们在谴责抄袭者学术失范的同时，也把目光对准了出版社：为何一部错误频出的书能够顺利出版？出版古籍类图书，编辑、出版社是否应该具备古籍出版的专业资质？还有学者呼吁，古籍整理专业性较强，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出台古籍整理出版的规范，一方面便于编辑、出版社在实际工作中操作执行，另一方面也便于读者判断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水准。
从两家半到遍地开花 古籍出版繁荣背后有隐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专业从事古籍整理的出版社有“两家半”之说。“两家”是指北京的中华书局和上海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如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半家”则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其只有古典文学部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版社进入古籍出版领域。截至2014年，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的理事单位已增至35家。实际上，从事古籍出版的出版社，远不止这35家。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少非古籍社将业务拓展到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古籍出版物，有的还将古籍包装成豪华的礼品书推向市场。而一些古籍社的情况恰好相反，由于学术类古籍读者面较小，利润有限，这些出版社出版的古籍图书数量不断下降，转而更多地出版教材教辅。
“有人认为，古籍属于公版书，出版社没有稿费成本，利润空间很大。其实，规范的古籍整理是一项繁难的学术工作，为整理者支付的稿费成本是比较高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有些涌入古籍出版领域的出版机构，其实并不具备古籍编辑出版的能力。
“现在有人提出古籍出版准入制度，让不具备资质的出版社退出古籍出版领域，我是很纠结的。”虽然身处中国最老牌的古籍社，但顾青并不认为只有古籍社才能出版古籍，“把古籍整理交给具备编辑能力的出版社，避免质量低劣的古籍整理图书出现在市场上，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噎废食。把所有古籍集中到几家出版社出版，是不现实的，毕竟古籍社没有那么大的编辑力量，而且也不利于文化繁荣。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应该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把具有资料价值、文献价值的古籍进行出版、传播。”
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出版社的出版领域曾经有一定的分工，像商务印书馆以出版辞书、译著为主，中华书局主要出版古籍、传统文化类图书，此外还有文艺社、科技社等专业出版社。但在如今市场化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优胜劣汰，让读者的购买选择把那些图书质量差、不符合学术要求的出版社逐渐淘汰出古籍出版领域。
顾青建议不具备古籍出版能力的出版社，可以采取与古籍社合作的方式，将古籍整理资源和策划、营销资源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古籍出版。
从乾嘉学派到现代学术 古籍整理需要新规范
纠结于古籍出版准入的顾青，对于支持对古籍整理出版进行规范的态度却十分鲜明。事实上，中华书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编写出《古籍整理规范手册（征求意见稿）》。
“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术规范，但从西方借鉴而来的学术规范，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并不一定十分合用。在古籍整理领域，清代乾嘉学者通过长期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然而，今天也有古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比如新式标点，比如影印。”刘石同样认为，推出古籍整理出版规范非常必要。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许逸民等古籍整理专家就开始陆续撰写《古籍标点释例》《古籍校勘释例》《古籍注释释例》《古籍今译释例》《古籍影印释例》等系列文章，以举例的方式，对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影印等古籍整理出版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工作进行了总结归纳。《古籍整理规范手册（征求意见稿）》也将这些文章收录其中。然而，在实际出版过程中，不按规范操作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们现在大量推出的古籍影印本，在体例上驳杂混乱、各行其是，缺乏一种统一的合乎学术要求的影印规范。这种体例驳杂的影印本，既不可能为保存古籍版本提供更多的助益，也不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羽翼。”这是许逸民针对古籍影印出版乱象的批评。许逸民说，规范的古籍影印应该具有诸多条件，如，所采用的底本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或文物价值，撰写足以反映当代学术研究水平的序文，制定新的目录或索引。而很多影印古籍没有做多少整理研究和编辑加工的工作，就草率出版发行了。
顾青坦言，某些具体环节应该如何规范，并非没有争论。比如，有些古籍在“文革”中遭到破坏，被踩上了脚印，“有人认为脚印出现在古籍上，很不美观，而且影响阅读，主张在影印时通过技术手段把脚印修下去；有人则认为脚印是留存在古籍上的一种信息，应当保留”。顾青表示，可以先把学界、出版界的共识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至于存在争议的地方可以留待未来慢慢解决。
“在信息时代，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有人因此质疑编辑存在的必要性。其实，在众多参差不齐的书稿中遴选出优秀书稿，并将其编辑成符合规范的出版物，是编辑的重要职责。”顾青说，在信息时代，编辑的价值将更加得到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