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装网讯】阅读提示：这考生可是累积了十二年的啊，可以用来印制考卷的纸都没有了……那时候中国的纸张产量本来不多，大部分还都拿去印了“红宝书”，或者拿去书写大字报和大标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六个月前刚刚出版，此为当时中国第一件大事。全国所有的印刷厂都在开足马力印刷“红宝书”，已经印了2800万册，还不够呢。但是现在年轻人全都一个劲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考试。有人掂着“红宝书”说，还不如就把印这个的纸拿去印考卷呢。这主意不错，可是党的下级官员不敢做主：违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高考，已经是不得了的事，还敢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下来去印考卷，岂不是大逆不道吗？他们只好把问题上呈，一级一级地报告到中南海里，结果就促使党中央做出一个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调出，全力以赴印出高考试卷……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春天的信息”
一个傍晚，这些人意外地看到一张《人民日报》，皱皱巴巴，满是泥土，还沾着数不清的脏兮兮的手印。报纸右上角的空白处，赫然画着一个硕大的喇叭花。“当我们将这‘春天的信息’连阅两遍之后”，龙国武说，“堂堂五尺男儿们竟然全都亢奋地啜泣起来。”
那张脏兮兮的报纸上刊登着要在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就意味着千万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仅仅这件事，就会让所有中国人觉得这个冬天格外温暖。
“我把考试的公告放在妻的面前”，崔成柱说，“妻子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有望了，有望了’。”龙国武手里那张报纸上，那支喇叭花的喇叭口上，不知道是谁写了“报考去”三个大字，后面跟着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个人真是独具匠心。他必定知道“恢复高考”这件事为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所渴望，所以他就用这种办法来传播他之所谓“春天的信息”。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另外的办法，那时候他们没有寻呼机，没有有线的和无线的电话机，甚至连足够的邮票也没有。然而仅仅那个喇叭花和那三个字就足够了，所有拿到这张报纸的人都用最快的速度传递出去。一种近乎原始的传递信息的方法竟能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效率，此中道理再明显不过：人同此心。
党中央的恢复高考的文件，在1977年10月12日下达。这一文件规定考试采用全国统一的试卷，按照文理两科分别拟题。文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则取消“史地”而增加“理化”。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最让人意外且兴奋不已的是，此文件将考生的年龄延长至30岁，还特别提到“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直到现在的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事实上包括了从19岁到30岁的全部青年。当然了，恢复高考不仅仅是这些年轻人的事，有如郭方在20年以后所说，这也是“我们国家开始了新的一课”。
让千万年轻人欣喜若狂的这“新的一课”，在1977年的夏天即已酝酿。说到底，这一事变同那个叫千万老年人悲喜交加的全国科学大会源自同一个星期，还是邓小平的“八八讲话”。那一天，一大堆教师围着邓小平，虽说是个座谈会，但这些人进门的时候还没有抱定主意说些什么。但是，在看到邓小平的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之后，这些人积蕴在心头十年的话一下子喷薄而出，不免七嘴八舌起来。吉林的王大珩、上海的汪猫、北京的吴文骏、安徽的温元凯，还有物理学家叶笃正和医学家黄家驷，都说话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说得最多。他指责那种并不需要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的制度，说这不仅埋没人才，还导致世风日坏。热爱科学的人上不来，不想读书的人却占据了名额，美其名曰“工农兵学员”，其实大都是走后门进来的新权贵的后代。比如，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他还借用老百姓的话说，“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进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说到气愤之处，查全性就断言：“现行的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他一边说一边看着邓小平的脸色，果然邓小平听得动心了。实际上，邓小平两个月前就说过，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比发达的国家“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查全性的这一番话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他算算日子，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这问题的确要命，往年这个时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出，新学生也该整装待发了。可是这些教师对这种局面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也就顾不得什么新学年开始的时间。大家赶紧说，“来得及，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那就改过来，”邓小平说，“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于是大家拼命地鼓掌，都觉得他们参与了一个推动整个国家转折的谋划。但是掌声一落，难题又起。一个星期后，教育部匆匆忙忙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会。这是一个漫长的会议，先是在北京饭店，后来又转移到友谊宾馆。一直开了44天，到9月25日才结束。最后的决定又要到17天以后才能下达。这一来，就不是“晚一点”，而是要晚很多了。不过，没有人责怪这种拖延。那时候，对于要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这件事情，大多数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毕竟还是不能理直气壮，这倒不是因为什么“学生负担太重”之类的理由，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家长常常抱怨的那样。那时候如果说抱怨，家长们全都在抱怨“学习负担太轻”。不过，人们的心里却有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说过，“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尽管他自己喜欢读书，甚至以睡在书堆里为乐事，但是他却反对让孩子读太多的书。他说这“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还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毛泽东的这些话，邓小平当场聆听，普通百姓在后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年代里也已耳熟能详。更何况，毛泽东还亲自指明了光辉的“七二一道路”，要知识青年都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辽宁青年张铁生在考试当中敢于一字不写，只把一张“白卷”交给主考官的事情传出来之后，毛还盛赞这是一个“反潮流的行动”。
到了1977年的冬天，就算是最愚钝的青年人也已清晰地意识到，同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相比，他们更向往大学校园；同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的“再教育”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见到他们过去的老师。十一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夏天，他们扬起“停课闹革命”的旗帜，撕烂书本，砸碎课桌，把老师赶到牛棚里面去。那时候他们的感觉是多么痛快呀！可是这些年他们转了这么一大圈，从他们生长的大城市跑到黑龙江，跑到内蒙古，跑到西藏，跑到山西、陕西、云南……目睹国家历史跌宕，体验世事苦辣酸甜，渐渐地发现，被他们打碎了的那些东西，原来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情景就像龙国武说的，当他用发抖的手在高考试卷卷首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他感受到“邓小平慈爱鼓励的目光”。
把印“红宝书”的纸拿去印考卷
按照计划，这一年冬天大学校里招收20万名学生。但是报名者却多至570万人。平均28。5个人当中才能录取一个。半年以后，也即1978年夏天，又有590万人报考大学。到了1979年，报名的人超过了640万。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想想看，十二年的考生全在这里啊！
但是，政府在仓促之间完全没有料到这些。商店里面的笔和纸全卖光了，说到课本和教材，没有一家商店里面可以找到。人们只是到处去收集那些经过十年浩劫侥幸留下来的书本，至于20世纪90年代铺天盖地地流行于市的那种考试辅导材料，那个时候人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临近考试的时候，官员们往往会发现考场不够，监考的老师还没有找齐。那么多年没有考试了，谁能保证不出乱子呢？所以，许多地方还要调集军队和警察，把考场戒备起来。这些场面，叫今天那些参加高考的年轻人看来，真是难以想象。但是还有更加难以想象的事呢：可以用来印制考卷的纸没有了。那时候中国的纸张产量本来不多，大部分还都拿去印了“红宝书”，或者拿去书写大字报和大标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六个月前刚刚出版，此为当时中国第一件大事。全国所有的印刷厂都在开足马力印刷“红宝书”，已经印了2800万册，还不够呢。但是现在年轻人全都一个劲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考试。有人掂着“红宝书”说，还不如就把印这个的纸拿去印考卷呢。这主意不错，可是党的下级官员不敢做主：违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高考，已经是不得了的事，还敢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下来去印考卷，岂不是大逆不道吗？他们只好把问题上呈，一级一级地报告到中南海里，结果就促使党中央做出一个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调出，全力以赴印出高考试卷。消息甫出，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时代真的不同了！
时代确实不同了！那个冬天的一个早晨，吉林省榆树县闵家公社人山人海。可不是赶集，也不是开批判大会，而是高考。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李忱，那时候在这个公社的单家大队插队。那一天，天还没有亮，他就从大炕上爬起来，敲开水桶里的冰层，舀了一瓢冰水喝了，便匆匆走了15里地赶到这里。他比大多数人来得晚。当然，拥挤在这里的人们并不都是考生，很多人只是来看热闹。另一个知青，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这一天的高考。“一张准考证上，终于填上了我的大名，”他在20年后回忆说：“多么难得的准考证呀！”在安徽，汪永年来到考场上。这是12年来他第二次参加高考。1965年，他从皖西一个古老的县城高中毕业，在那年高考中名列前茅，他期待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只得到了一个“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的通知。爷爷是地主，爸爸有“历史问题”，就凭这两条，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与大学无缘了，没有想到12年以后，他居然再一次走进考场。尽管他说恢复高考对他“无异于一声春雷”，但是他还是有些犹疑。“这一回真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他嘀咕着，把“清华大学”四个字填写在第三志愿里面。他太想上清华大学了，但他知道这根本没有可能，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不相信12年前那个政治问题在今天不会有丝毫影响，所以写下“清华大学”，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苦涩的安慰”。
那个年代的事情叫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奇特。瞿金汉坐在南通县金余公社的考场上时，心里还在默默感谢他的“开明书记”。他感谢的这个人是公社党委书记，名叫浩胜福。一个月前，瞿金汉像要做什么亏心事似的报告书记，他想参加冬天的高考，浩书记说：“年轻人只要符合条件，一律准考。”莫非考试和书记有什么关系？莫非学习还要什么人批准不成？是的，那个时候，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要过这一关。不少人就是因为党书记不批准，才没有能够走进考场的。这就难怪浩书记的这一句话，就叫瞿金汉激动得泪眼朦胧，直到20年后还念念不忘。国治华是在黑龙江走进考场的。他在生产建设兵团里当农工，搞宣传，开拖拉机，当教员。经历的事情既多又新鲜，可是他说，唯有那几天的考试“令人神往又令人难忘”，“岁月始终抹不掉我的留恋和思念”。姚昆仑带着一支烧得半焦的钢笔走进考场。那时他随着父母从城里到湘黔边境一个少数民族山村安家。童年编织的大学梦早已破灭，而现在，他说：“一种强烈的渴望开始涌动。”20天以前，在开始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两块钱。他用这点钱给自己买了20个鸡蛋，算好了一天吃一个。他白天做工，晚上靠着煤油灯读书。有一个晚上实在太累，不觉睡着了，忽然一股刺鼻的味道使他醒来，原来是钢笔掉进下面的火盆。笔筒已经烧焦。但是他所有的积蓄都买了鸡蛋，再没有钱来买笔了……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几天考场上的情形真是空前绝后。不过，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还在后面，考试的成绩十几天就出来了，有20万人在年底之前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又经过第二年夏天和第三年的夏天，全国的大学就录取了总计88万名学生。这是从1800万考生当中筛选出来的，筛选的唯一标准是分数。考生的录取比率不到5%。有些地方，比如黑龙江省，考生太多了，所以录取的比例还不到1%呢。
可以想象他们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王民康说：“当我终于接到故乡寄来的入学录取通知书时，那小小的纸片竟重如千钧，我紧捧的双手阵阵发抖。”姚昆仑正在地里施肥，哥哥跑过来告诉他“考上了”。“我鼻子一酸，”他说，“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接到兰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表现出少有的平静，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地看。”殷雄这样回忆道。他在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新星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在1977年的那个春天还生活在内蒙古高原大青山北麓一个不足40户人家的小村庄。他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封闭的丘陵地带生活。小时候，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一年村子来了许多操着与收音机里口音一样的青年人，大人们说，他们是从北京和天津的大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的。村里许多人都觉得上学也没有用处。只有他的父亲不为所动，他对他的孩子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直到你们再也无处读书为止。”“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高兴得眉飞色舞，热血沸腾，”崔成柱说，“妻子看着我的通知书，抿着嘴，半笑不笑，拉着我的手，两行热泪一半掉在我手上，一半掉在她手上。”春暖花开时节，开学了，一家人送崔成柱去读书。一辆平板车上坐着他和他4岁的女儿，还有行李。妻子在前边拉车，就这样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女儿喊“爸爸”，妻子追着他的窗口大步跑。远了，还在招手。他就这样离开村子进了大学，身上穿的新大衣，是妻子卖了两车萝卜才买来的。山西省的宫守平没有经历这种依依惜别的场面。“录取通知书来了，”他说，“我留下一湾三百亩的稻田，留下放过的三十七头驴，带上一卷行李，四卷《毛泽东选集》，进了大学。”“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河南的曹小红这样说。但是她最想要的不是大衣，而是一条墨绿色的裤子。这是母亲年轻时做的，纯毛凡尔丁料子，色泽很正。母亲真的把它给了她。但是，裤子过于肥大。她模仿着街头流行的喇叭裤改造她的裤子。把裤脚尽量放大，六寸变成了七寸，虽然还不及真正的喇叭裤，但也很有喇叭裤的感觉。“我穿上这条裤子去上学，”她说，“效果好极了。”
大学里的“新三届”
现在春天真的来了。
大学校园匆匆忙忙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生。新一届学生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校园里面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挂在墙上飘飘扬扬，毛主席的语录四处张贴，清晰可见，有如《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副编审岑献青所说，“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院的主人”。尽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学生却在不断地涌进来。又过了8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学生也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批。一个新的名词成为流行用语：“新三届”，用来特指这三批入学的大学生。这是相对于“老三届”来说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的主力横扫天下，又纷纷落难江湖，漂流四方。现在，他们竟成了大学校里“新三届”的主要部分。
大学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一群空前绝后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是父母。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都去上学。“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岑献青说。他在这个春天走进北京大学。他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供职，又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上吊自杀，母亲是右派，父亲则是走资派。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20年。他就是带着这些走进北京大学的。不料他在这里却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与他的许多同学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辛酸血泪的故事。”但是，“新三届”现在不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们太珍惜现在的生活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骤然而至”，岑献青在谈起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生活时写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着，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又回来了。他们面前的这些学生曾经那么凶恶。给他们戴高帽、挂木牌，强迫他们把腰弯到地面上，把他们叫做“黑帮”、“学阀”，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现在，一个个满脸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们叫做“老师”或者“先生”了，重新给他们倒开水了。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说：“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另一位老师，袁行霈先生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团”全都解散了。新组成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社。起名叫做“早晨文学社”，或者叫做“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一个欣欣向荣的刊物叫做《未名湖》。32号楼前办起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饭时间，很多人端着饭碗挤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那时候很多学校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菜真是便宜，几分钱就买到一大盘，但是却没有桌子和板凳。学生们排很长的队买到饭以后，就把饭碗端在手上，把菜盘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边吃一边说话。同学们之间不谈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谈谁左谁右谁有钱谁有一个好爸爸，“大款”这个词还要过好几年才发明出来，大家只谈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不过，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空的，没有钱，其中最贫穷的同学已经可以享受全额助学金，每月十九元五角。这点钱在买了最简单的衣食用品之后，就一点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学里的四个学生去逛街，一条街走到头，却没有谁肯掏钱买东西。再转头往回走，忽然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推出一辆平板三轮，上面一堆旧书。降价了！大家围上去，你挑我拣，最后大家一致选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底有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价处：五分。于是大家全都慷慨起来，争抢着掏钱付账。然而这时出现了尴尬的事：四个大学生倾囊相凑，居然付不起五分钱。于是大家扔下那小册子，仰天大笑离去。这些人全都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不仅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觉得不好意思，还会认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献青说的：“谁能告诉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
摘自：凌志军马立诚著《呼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