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书画大家多追求德艺双馨的境界。他们常常不以书画家自许，书画不过是其怡悦情志、修身养气的艺术方式，是其精神生活的一项内容或礼尚往来的一种习惯。他们惜墨如金，不屑媚俗，耻于主动送上自己的作品来求得相关的名与利。

从收藏的角度而言，非亲非故之间，若要慕名求得大家真迹，那是要想些法子并有所表示的。于是《隋书》中有了支付稿费的最早说法“润笔”，后来润笔费有了约定俗成的报酬标准叫做“润格”。清人郑板桥就曾公开宣布自定的书画尺幅价格，为后人所模仿。常言道，“便宜无好货”，何况是送上门来的作品？虽然有些未出名的书画家润格不高、艺术水准不低，但在特殊的功利目的促生的“被收藏”现象中，那些送上门来的作品，即便是作者的“力作”，也不会是意境、技艺高超的妙品—心在名利，作品又能如何？因此，古来大家或名流诸君，往往假托不谙书画之道，对那些不请自来的书画家避而远之，以免落得个“被收藏”对象，而污损了自己的名节。

遗憾的是，“被收藏”如今已然成为当今书画炒作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那些自以为“著名”而又不被社会认可的书画作者和他们的包装者，绞尽脑汁找到联系知名公共场馆、社会名流的道儿，或者穿梭在各大展览的开幕式现场，寻找一切机会将精心炮制的所谓精品力作“敬呈方家赐教”。这一过程少不了合影留念乃至录像，也少不了一些鼓励甚至褒奖的话。主动的赠予者，表面恭敬，心中窃喜；被动的接受者，作为社会名流“拨冗”接见书家的时刻，也总得作喜形于色之状，附庸风雅，讲点好话，否则怕人传出某公“没有品位”或是“不近人情”之说。不负责任的点评，经常是迎合世俗而又无可奈何的需要，却让“力作”被收藏之后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这些“被收藏”的作品真实水准如何，在这种“喜庆”的时刻，恐怕是没有人实话实说的。现实的情况是，有些书家，即便将常年练习的“神”、“龙”、“福”、“寿”等字全都写上，再加上有如鲁迅先生笔下人物孔乙己“茴”字般的多种写法，这“力作”也依旧苍白无力。然而，即便是懂得书画艺术的行家里手，在书画作品“被收藏”的现场给予了严谨客观的评价乃至批判，也不影响这次见面市场价值的深度挖掘—书画作品“被收藏”后，炒作此公的系列动作也就出笼了。一般而言，某“学术单位”会先将此公作品编凑成册，加之手拿作品与公共场馆负责人、社会名流的合影，精美装帧出版，再举办此公的专家研讨会，安排圈内人士给予廉价的高度评价，诸如“幼受庭训”、“涉猎诸家、多体兼擅”，又如“作品多次获得大奖，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入列世界华人艺术名人大典”等。最后的关键环节是媒体曝光，各色媒体纷纷推介，此时常常也要加上“被某公共场馆收藏”的信息或作者与社会名流的合影，更少不了名流和业界口吐莲花的称赞—作品毫无生气的“平庸”被说成“古拙”，突破法度的“丑书”被说成“创新”，如此等等。这阵势让人目眩耳鸣，置我等普通艺术爱好者于云遮雾绕之中，若是心里还是没有长出几分佩服，便会怀疑自己是否有些狂妄或无知。

此类“被收藏”的市场炒作，利用的是崇尚名流的羊群效应。“被收藏”的谜底并不复杂，技巧也并不高明，却助长了书画界炒作的不良风气，伤害了艺术市场的参与者。若将此类现象的危害全部归因于书画家本身，似乎有失偏颇。始作俑者，往往还有囤积炒作的收藏者、来者不拒的知名公共场所、不负责任的拍卖公司等。他们和书画家一样，都是书画市场链上的利益共同体。大伙只顾在“鸡犬升天”的过程中捞足油水，哪管是否真有“一人得道”，此公创作的东西是否值得收藏。

还有一些“被收藏”漂洋过海，欺世盗名，贻笑异域—人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托关系将作品硬塞给了国外的博物馆、联合国官员、外国名人政要。此等消息在国内媒体广为传播，却难以得到“收藏方”的证实，也难见到作品被展示。国外博物馆长期陈列的，还是人们公认的经典，包括从我们老祖宗手上抢去的东西。云泥有别，大浪淘沙。书画艺术和市场自有其基本规律，“被收藏”的作品即便可以欺人一时，也骗不了一世，更骗不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