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装网讯】就在最近一月间，中国舆论界被两个财经事件频频“刷屏”，一是马云与工商总局的公开抗衡，二是安邦保险的实际控制人之谜以及其对民生银行的强势入主。前者已以戏剧性的方式“安然落幕”，后者则仍在发酵扩散中。


　　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些势力的身影：民营资本、国有资本、权贵资本及政府部门，而此四者，上下两千年间，从来便是中国商业利益博弈的基本势力。

　　政商博弈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式主题，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也发生过数次著名的博弈，譬如1980年代围绕物价的博弈，1990年代末围绕产权改制的博弈，本世纪初围绕能源性产业的博弈等等。

　　而如今，随着权力分配的重大调整以及新的利益场的出现，新一轮的政商博弈周期似乎又到来了。

　　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这一轮的政商博弈将在哪些领域激烈地展开？

　　我曾在《浩荡两千年》一书中提出过“渡口经济”这一新名词：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

　　最近十余年间，“渡口”出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能源型产业，二是金融领域，它们的获利均建立在制造业及零售服务业的繁荣基础之上。

　　2000年后“渡口”出现的两大领域

　　在2004年的那次宏观调控中，以铁本事件为标志，民营资本集团在能源领域中的拓进被战略性地遏制，后来十年中，我们看到的景象便是，国有资本大获其利，权贵资本顺势而进，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财富积累。

　　对金融业的控制则要更早，在1993年的金融整顿运动中，民间的尝试就被“金融投机倒把”的紧箍咒牢牢卡死，国有银行体系如同吸血虫一般地高踞在所有产业的上游，在过热或过冷的反复周期中盘旋得利。

　　近来数年，一个新的“渡口”赫然出现，那就是以电子商务为主题的互联网经济，它们对制造业和零售服务业构成了革命性的冲击，并因此形成高盈利能力，在2014年上半年，以竞价排名为主营模式的百度公司的运营利润率高达32%，而阿里巴巴的这一数据更达到骇人的51.2%，尤为引人注目的是，BAT通过支付再造的方式，对一直固若金汤的金融垄断造成了技术性的突围，因此，国有资本及权贵资本对互联网产业的袭入，势必成为一个“新常态”。

　　新的“渡口”出现在互联网经济

　　我们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一轮政商博弈将呈现出哪些新特征？

　　能源业的市场化改革迄今看不到真正的动力，尽管在去年，以中石化为首的若干家央企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张，但因事实性垄断并未被打破，所以呼应者寥寥，成效乏善可陈。在看得见的未来，国有资本在这一领域的统治地位甚难撼动。

　　相比，金融业的市场化浪潮则席卷而来，首先是混业经营的金控模式得到政策性鼓励，除了银行外，保险、证券、基金及信托等金融业态急剧衍变扩容，这为各大资本集团的博弈提供了广阔而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空间，其次，四家民营银行的历史性获批，以及互联网金融势力的大胆尝试，更是让金融与互联网两大“渡口”交叉碰撞，发生激烈的混战景象，这势将成为新一轮政商博弈的主战场。

　　尽管“新渡口”已然出现，不过，各方对当前的局势都显得有点陌生，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通过冲突寻找利益边界。

　　政治权力正在积极探索对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控制与渗透。PC时代的官方门户网站的集体失势，特别是奥运会冠军挂帅的即刻搜索的惨败，证明了曾经在制造业领域发生过的事实将在互联网世界里再度重演。

　　但是，政治权力及国有资本集团在未来的互联网经济中绝不可能甘于被动，它们将持续地探寻权力和利益的“效率边界”，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便带有鲜明的权力宣示特征，而此次工商总局对阿里巴巴的突然出手，尽管被各方解读为“擦枪走火”，但是，实质上则是战略性冲突的预演，这应该仅仅是开始；

　　——互为渗透替代全面驱逐。

　　发生在能源和旧金融领域的、对民营资本的全面性驱逐，将不可能在互联网和新金融领域内重演，最可能的景象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达成互为渗透的格局，并因此维护既有的多寡头格局，这一景象在中国有非常古老的传统。


　　在现行体制下，技术很可能将成为新型垄断的共谋，而非破坏者。而残留的权贵资本则在此次博弈中成为被挤压的一方；

　　——“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互联网经济。



　　随着各方利益集团的进入，中国互联网的野蛮狂欢时代宣告结束，互联网原教旨主义从此化为烟云。近一年多来，政府部门对发生在自己管辖领域内的互联网实验多采取了谨慎管制的措施，如银监会对虚拟信用卡的叫停，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盒子的压制，交通部门对专车预约服务的干涉等等，其本质都是权力的不适应。

　　持续的冲突将让边界呈现，接着，稍大一点的“渡口”都可能被牌照化，所有的牌照都会成为寻租的对象及演变为几种资本力量的博弈游戏。

　　一言以蔽之，规律是旧的，特征是新的，格局还在生成中。

　　最后，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这一轮政商博弈将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

　　在最新一期的胡润中国富豪榜上，互联网第一次替代房地产成为了新的造富战场，BAT及京东、小米的当家人均挤进了前十榜单。但是，无论是技术或产品经理出身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是那些市场实操天才，他们对即将开始的政商博弈都比较陌生。中国改革在市场化问题上的反复及模棱两可，并不意味着这一命题是“虚构”的，相反，它表明了集权型政治与经济自由化的密切关联性和内在冲突性。

　　2014年胡润中国百富榜前十名

　　在已经开始的新一轮政商博弈中，以下悬念是让人好奇的，而且它们的答案将决定中国工商经济的未来：

　　——国家权力及国有资本集团对互联网经济的渗透过程，有没有可能催生出政策管理和国有经济改革的新模式，这是各方最乐见到的理性结局；

　　——国家力量对权贵资本的清剿，有没有可能构成制度性遏制，而不是如西方某些人所预言的、成为下一个权贵资本集团诞生的前奏；

　　——金融业的民营化开放及对互联网的拥抱，将是一个普惠化的过程，还是新型垄断的开始？

　　——民营企业家阶层在新一轮博弈中将采取怎样的策略？在此次民生银行风波中，马云的两位“好基友”便表现得颇耐人寻味：昨天，“大嘴巴”史玉柱公开在微博里发声，反对“领导再派陌生人担任行长”，否则就投反对票，而郭广昌则于1月21日清空民生银行A股股份转而增持H股，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中，郭氏的复星集团曾因建龙钢铁案命悬一线，最后拱手出让全部股权，逃离钢铁业，此次他刻意腾挪，似乎决意再度故伎重演。

　　中国式的政商博弈，似乎是一个轮回宿命。

　　2010年，我写完《浩荡两千年》，书稿临下印厂前，尚缺一道书腰，编辑同学列出了好几位名家，想请他们“叉腰”推荐，我思量再三，还是决定把前言的标题印在了封面上——

　　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