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桥东里兄编写了一本小书《花花果果枝枝蔓蔓》，其实是把他多年发在报刊上关于岭南常见植物的小块文章合为一辑。虽然都有发表，但对我倒是头一次见到，许多关于植物的知识读来有趣，比如知道了中国第一本植物记录是西晋人嵇含编撰的《南方草木状》(公元304年)。看着这本小书，让我有点走神，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学科。
这个奇妙的学科，叫做民族植物学，它可以算是认知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该学科讨论的主题是，假设有一群人生活在一种生态环境中，他们勤劳又聪明，充分认识了自己身边的所有植物，为之命名，了解植物的经济、医疗或娱乐功能，并将这些植物的用途与自己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通过这群人所利用的独特生态体系中的植物，我们就能进入该人群生活的内在。
这只是民族植物学的一般用法，但在我的开发下，民族植物学就有了新的用途。我们假设某种植物的自然分布是受海拔和纬度的严格限制的，比如榕树生长在中国南方，北界不过浙南，这是一种典型的亚热带乔木。现存最早提到“榕树”的记录就是晋代的《南方草木状》，嵇含当时的职务是广州刺史(但他是不是“遥领”就不知道了)，在介绍了榕树的特征后，他还来了一句“南人以为常，不谓之瑞木”——— 看来身为北方人的他从榕树枝枝蔓蔓的根系中看出了不以为常的“祥瑞”。换句话说，对于以嵇含为代表的北人而言，很可能初次看到了这种南方草木。
存在这样的逻辑框架：首先，草木有根，且严格遵循自然条件分布；其次，包括榕树在内的自然物，肯定早于嵇含之前千万年就已在栖息地生存。那么，我们可以把榕树首次被记录在案的时间，转化为北人进入榕树领地的日期。假定榕树的分布是与赤道(纬度)基本平行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当时嵇含(或他派出的探险者)至少要抵达北纬多少度才能见到榕树。我们现在已知公元304年，“北人”至少进入了榕树分布的最北端。那么如果我们能在相邻时间里(比如，比304年早或晚几年)采集到关于其他植物的见闻记录，结合该植物在当时的分布情况，我们就能获得“北人”进入南方的基本时间轴，若是非常幸运，某种被记录植物的栖息地非常罕见，说不定连北人南下的路线都能模拟出来。
当然，这个想法的实现存在很大难度，因为之后数百年都没人再像嵇含一样满怀热情了。虽然上述这些其实是我自己脑补出来的，但桥东里兄在1700年后努力写作岭南的花花草草，集成这本小书，倒是很有民族植物学的味道。
民族植物学的第二个用法，按照一个人群只会用一种称呼来指代一种事物的原则，比如用“马骝”来称“猴”，表明“马骝”一词是两粤人群的本地语言，而“猴”则是外来语。每样植物不管能吃不能吃的，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些有俗名和学名之分，比如杨桃，有“五敛子”之称，荸荠有“马蹄”之谓。其一为本地人群的称法，另一个就几乎是外来语了。
语言的变迁随着人类活动发生变化，本地语言在词汇和句法上随着主流文化的侵入发生巨变，但是许多原先的痕迹就通过那些“俗名”延续下来———比如，动、植物的名称———仿佛考古研究中发现的古人遗存。如果我们能把对一种植物保持同一俗称的区域具体圈画出来，或许就能得到一张不一样的人口地图，说实话，另一门学科民族语言学就是这么做的。
植物名称历久不变的特征，还适用外来植物，芒果、菠萝和番瓜、番薯都不是本地人的叫法，它们是何时何地出现在古代人的生活中的，大概就反映了当时海外贸易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基本清楚这些新物种都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看来西班牙人大帆船贸易的影响，不仅仅是带来了银币，外来粮食、经济作物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银元流入，至今不绝。
民族植物学还有第三个用途，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篇是关于“构树”的短文，“树叶喂猪，树皮造纸”，说的是构树的多种功能，作为一个纸张研究者，我知道构树纸是传统宣纸的主要原料。这种树木最喜人的特点就是从树叶到树皮都有用处，活着的时候树叶养猪，砍倒之后，取皮造纸(因为就算活树取皮也就死了)，树干还可以用作造纸时蒸煮树皮的燃料，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构树的用途揭示了古人的智慧：从不浪费。就像蓝草的用途一样，蓝草经过沤熟发酵，就成了传统印染业重要的染料资源———蓝靛———人们为了不浪费蓝草的根系，便将其变作一种万能灵药，板蓝根。只可惜构树的命运稍稍差了一些，它养猪造纸的经济效益略差于另一种提供类似功能的木本植物。随着岭南地区丝织业的发展，桑树叶不但对养蚕业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毕竟丝绸是比养猪更有效益的经济来源)，人们还发现桑树皮同样可以用于造纸，而且制造的皮纸质量并不亚于构树皮纸。于是，在两个战线同时溃败的构树便渐渐淡出了岭南的舞台。不但构树难寻，连构皮纸制作工艺也就变成了一项“非遗”。
自从“春来蚕儿食桑叶，树老伐桑皮造纸”，替代了“树叶喂猪，树皮造纸”的构树，也不可避免地重塑了我们身处的地景和经济生活。我们可以把这称作“不浪费的人类学”。谁能说，植物只是我们生活的点缀，谁能说“花花果果枝枝蔓蔓”被我们改变、利用的同时，没有一并改造了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