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和调整之中。对于世界经济当前的转型和调整，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把握其基本发展规律 

　　光明日报发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文章分析，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是从技术革命到国际分工以及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调控机制全面的转型调整。初露端倪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是科技成果大规模扩散和运用的高潮期走向尾声，新科技革命处于孕育期，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处于襁褓阶段。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高速增长之后，以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新技术革命孕育期。根据卡德拉耶夫长周期的判断，这个下降期可能要到2020-2025年结束，全球正在为2020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下一个周期的科技突破口将主要表现为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生命技术的重大突破。在这些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之前，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并不会停止，成熟技术的扩散和进一步广泛运用也会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但是与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大规模技术扩散和运用不同，它们对经济的促进是局部的，尚无法掀起新的产业革命，也无法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全面高速增长。

　　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将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张，但是世界经济面临的资源瓶颈、环境承载瓶颈已经使以物质商品生产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生产力无法再盲目扩张。因此，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之前，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转向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制造业”，以及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这些变化将不仅使全球增长速度无法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水平，而且还将改变原来以制造业全球生产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格局。

　　二是全球国际分工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成熟的制造业在全球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发达国家控制研发、品牌以及销售网络等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处于制造业低端的基本格局也将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通过技术升级和利用信息技术向产业链的两端转移。与此同时，经历产业外移和外包而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则试图将一些制造业重新回归本土，以便实现“再工业化”。这些力量都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电脑的广泛运用，也促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人适应新技术能力的差异将在国际分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产业在国际分工细化的影响下，将进一步呈现出在国际空间的转移与外包的特点，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梯度转移也将不断强化，国际服务贸易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全球性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和国际分工的细化将使原来隶属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被剥离出来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新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技术进一步高级化、智能化的发展，也将创造出很多新的服务业态和形式。国际分工正在由货物商品生产的分工向服务和知识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拓展。

　　三是全球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弱重化”的调整方兴未艾，全面的智能化产业将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和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正在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服务业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工业化，服务业的大发展将进一步在全球展开。更为重要的是，粗放的制造业生产导致资源和环境瓶颈越来越严重，迫使后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能完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向落后地区的梯度转移完全将制造业转移出去，它们必须寻找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更加集约地使用资源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化所具有的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特点将被削弱，不仅服务业更多地被剥离出来独立发展，重化工业的重要性也将在“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被弱化——发明一种新3D打印材料可能比建一座钢铁厂更重要，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四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崛起，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国际分工格局的上述变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新的空间。发展中国家承接成熟技术和在制造业上的原有优势将使它们的工业化加速完成，缩小其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它们的经济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这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金砖国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强，将改变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世界经济正在向多极化、非极化方向发展。但是，这种以GDP衡量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否真正引导世界经济向更加平衡的机制发展，能否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尚需冷静客观地加以考察。

　　五是世界经济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多个层面展开。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为了改变在世界经济中实力相对下降的不利局面，正试图对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即全球经济的调控模式和世界经济的协调方式进行修改和调整，以便获得新的主导权，协助其从现有的经济增长困境中走出。美欧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多层次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从而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美欧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维持G8原有的机制，并试图将其改造成G20的咨询和议程设定者，另一方面则在它们不愿承担更多义务的领域，要求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也使得新兴国家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并从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角度开始抱团，组织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影响现行国际规则的改变。金砖国家峰会机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框架的诞生与发展，反映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世界经济各个层面展开。

　　文章认为，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的上述特征，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角度看，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仍具有运用成熟技术缩小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差距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开放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深化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多发展机遇；我们还具有一些后发优势，在一些产业上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赶上发达国家；我们的某些研发投入可以走前人走过的捷径，通过消化吸收现有先进技术更上一层楼。但是，挑战也是紧迫和严峻的，因为新的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的突破往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最先进、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取得的，中国如果不能在上述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中取得先机或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就难以长久保持。

　　文章最后说，我们要认识到全球范围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争取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要认识到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加快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而不再纠结于当前的调整阵痛；要认识到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经济协调调控机制所具有的内在规律和客观必然性，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加各种国际协调机制，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