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书，看到了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古老的记忆—云南民族古籍》，给了我很多过去不知道的新知识，也想把读此书的几点感受向同行们介绍介绍，下面就先把此书有关纸和印刷的部分摘出介绍给大家分享。
该书介绍彝文古籍时写道：纸质彝文古籍是彝文古籍的主体，彝族用纸和以纸制书
的历史很久远。彝语各方言区的“纸”一词声韵基本相同，说明该词产生于分支之前。成书于晋代的彝文文论著作《彝族诗文论·纸笔与写作》中说：“不寻纸的根，谁人也不知；不叙笔的史，不明笔来历。如若没有笔，用什么来写?记史就难了。后来智者多，智者会造纸，智者会选笔，凡事都可写。”这证明彝族以纸制书当在晋代以前。
彝文古籍的制作方式是随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它经历了手写、镌刻、模铸、木刻印、石印、铅印几个发展阶段。手写与镌刻是两种便利的古籍制作方式，一支笔、一碗墨、一件能写字的物品或加一根钢钎、一把铁锤即能制作。现存的元代以前的彝文古籍，大多是用这两种方法制成的。
与铸字印刷的方式不同，用模铸制作的彝文古籍是将成文成篇的文献一次铸在器物上。由于受到技术要求高、制作成本高、难以制作长篇著作等因素的限制，模铸方法历来用得极少，全国所有彝区也只发现了云南昭通的“蛙钮铜印”和贵州大方县的“成化钟”两件实物。
彝文木刻印刷古籍，流传下来年代最早的是成书于明代的著作。武定凤氏土司组织刻印的《劝善经》，成书时间大约在明代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流传于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地区的《玛牧特依》(汉泽为《教育经典》)，前半部分刊刻于清朝末叶，后半部分刊刻于民国时期。刊刻于公元1865年的《色尾处莫》的刊刻组织人是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邑慈悲村的何四八甲和李忠宝两位先生。全书共160页，24000个彝文字，五言句约4800行。40块木刻雕版中的25块，为何四八甲的后人何长安所珍藏。
历史上，彝族无石印制书传统。直至1936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编印《彝文丛刻》时，才由商务印书馆石印了第一部彝文古籍。所以，石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彝族的彝文古籍制作方式。
彝文古籍的铅印，始于20世纪初。1906年，在路南传教的法国神父保禄·维亚尔携带彝族青年毕映斗，前往香港铸彝文铅字，编印《法罗词典》、《教义问答》两部书。1909年，毕映斗用从香港带回来的铅字办了一间印书坊，再版了《教义问答》，重新编译出版了《领圣体前后经》。这个印书坊由毕映斗一个人经营，检字、排版、校对、印刷、装订整个工序全由他一人完成。虽然铅印的彝文古籍在品种上很少，但对彝文古籍的制作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
该书第54页讲到藏文印本：“约在公元1400年前后……一些常育经文的抄本和印本也陆续传入纳西族地区。”“在纳西族木氏土司的支持下，还刊刻了几部噶举之食常育经典。”该书第60页讲到藏文古籍版本特征时写道：藏文书写印刷的质料，最先是用羊皮、木简、白桦树皮，最后发展到用纸。
藏纸原料是一种称为“阿交如交”的草。这种草不但纤维好，造出的纸韧性强，而且有一定毒性，可以防蛀。此外，书页四周涂一种叫“次丝”的橙黄色颜料，内有防蛀药物，既起到装饰图书的作用，又有防蛀效果。
藏纸中由于用了防蛀草药，加上都是用优质草为原料加工而成，所以珍藏千年的藏文典籍，至今完好无损。
藏文典籍的书写用墨一般都是烟墨。这种墨用白桦树皮烧制而成，其色质黑乌而不发亮。1000多年前的写本，至今字迹依然清晰、色泽纯正。
刻书板一般用秋末的红桦树为材。制作时先将红桦木劈成板，再经过熏、捂、煮三道工序。熏：用木柴微火将板子熏干；捂：将熏干的板子放在羊粪中捂一冬；煮：将捂后的板子用水煮，再熏干。经过三道工序即可用来雕刻。
藏文古籍的制作，分手写和印刷两种。写本中有一种用磁青纸写的古籍，有用黄色或白色颜料书写的，还有用赤金法书写的精写本。磁青纸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加上需要很高的书写技巧，因而用这种纸写的古籍价格十分昂贵。用磁青纸书写的典籍主要有《般若八千颂》和一些《甘珠尔》单行本。
写本的纸，一般都用藏纸。这种藏纸一般都是三张纸裱出来的，因此纸张较厚，便于翻阅和整理。质量好的印本也用三张纸(印本是在阴阳两页之间夹一张纸)裱糊。写本用的颜料主要有墨、朱砂、赤金法等。
拉萨、德格、拉卜楞等地，至今仍保留着传统印刷术。印刷时，先将纸张按规格切割好，印刷前把纸润湿，再上版印刷，两人一组或三人一组，一人掌握书板和上墨，另一个拿纸印刷。印好的书页要晾干，再整理成册。印完的书版要当天清洗，晾干后放回版架。
该书第65页讲到藏文古籍的插图：藏文古籍的插图有多种形式，如版画单色插图、印本版画彩色插图、写本单色插图等。版画单色插图主要在印本中出现，为墨印；印本版画彩色插图是先印单色墨印画面，再以手工着色而成，一般均为藏书者本人着色；写本单色插图，即书中插图均为单色。
该书第72页有《恰最松饶的书》有拉萨、德格等印本。德格印经有关史料，四川美术出版社已有专著介绍。最近，在日本也出版了介绍我国藏族刻印经卷的书。
回族古籍的刊印有太和(今大理)人马德新(公元1794—1874年)。他不仅著书，还主持刊印书籍。(该书第74页)以下举出了多种著作，但没有说明是用哪种印刷方法制做的。
在汉族很多族谱是排版印刷或雕版印刷的，但在该书第78—79页讲到谱谍一节没有注明哪些是印刷版本。关于汉文古籍的印刷，该书第143页记述了佛经在云南的发展，在明代汉文古籍一节中，叙述了多种印本。例如：第14页介绍了“元仁宗延祜五年(公元1318年)刻印《大华严方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此经卷纸质坚厚，光滑细密，所用纸张为鹤庆所造的白绵纸，并经过“入璜”加工。刻版系一个手书上版的“写刻”，笔迹刚劲、隽秀、雕刻文字端庄凝重，刀法剔透娴熟，古朴大方，既具中原所刻经卷之神韵，又具边疆豪放之风格，特别是卷前的大幅版画……在刻印上不仅纤细入微，而且十分精致，与徽州版画相较，毫无逊色。
明代初叶的《云南诸夷图》图文并茂。《灰缴纪闻》有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刻本。《滇战记》于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刊印。《南沼野史》有多种传抄和私刻本。《丽江木氏诗文集》有明嘉靖刻本。
清代有《南诏备考》，是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刻本，《白国因由》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刻印刊行。
《妙香国草》刻印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即园诗钞》有清道光年间刻本。
据上述史料，正像云南多民族的各种丰富的文化资源一样，云南的民族古籍印刷也有丰富的史实和史料的，只是过去研究收集的较少。在当前最好能开始向印刷及相关行业有关人士宣传此一工作，吸引更多的人士关心和参加搜集、整理、研究，争取在人力和财力上的支持，并努力使文化与经济结合，将云南印刷史的研究与旅游资源开发结合，增加旅游展示的文化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