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企业外部的因素导致的需求增加，例如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投资需求增加，由东亚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的短时期缓解拉动的出口需求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改革的进展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导致的供给方面（企业方面）活力的提高，供给方面的改善又反过来拉动了需求，需求又拉动增长，这样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为了促进上述双重因素的改善，中国政府在1998年以来采取了需求方面的政策和供给方面的政策。这使中国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些所有制结构得到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的地区。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继续深入改革。    
    一、从预测不准说起
    2002年中国经济走势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其第一季度，GDP较前一年同期增长7．6％。当时，一些政府领导部门和许多经济学家预测本年的经济增长将出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可是实际的情况却是前低后高；即使剔除“十六大效应”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形势也是一个季度更比一个季度好，而且增长质量也好过以往。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类似的预测不准的情况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当2000年上半年实现了8％以上的增长，一种分析认为经济走势的重大转机的时候已经到来，也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当时出现的可能只是一种随机的波动，甚至认为在当年下半年会出现新的衰退。结果表明后一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预测的巨大偏差呢？看来，主要原因是对影响经济走势的因素的分析具有某种片面性。    
    据我看，近期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企业外部的因素导致的需求增加，例如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投资需求增加，由东亚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的短时期缓解拉动的出口需求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改革的进展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导致的供给方面（企业方面）活力的提高，供给方面的改善又反过来拉动了需求，需求又拉动增长，这样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片面强调前一方面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后一方面的作用，就导致了2000年和2002年的预测偏差。   
    以2O02年年初的情况为例，当时有不少人过分强调了国债投资和美国经济短期回升对第一季度增长所起的作用，当他们预计财政投资力度（至少是相对力度）不可能长期保持高水平，同时预计美国和日本经济将再次陷于衰退，就必然得出2002年GDP增长前高后低的结论。后来的增长实绩与此相反，主要是后一方面因素的积极变化足以抵消前一方面的消极影响而有余。这一点，从2002年的出口情况看得十分清楚。的确，2002年日本、美国经济再次陷入了衰退。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我国2002年出口创造了增长20％左右的好成绩呢？自从1999年开始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以后，出口形势就一年比一年好，2002年在遇到美、日等国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仍然增加得非常快。还有，就是2001年年末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资企业的出口也增加得很快。要想对眼前的图景和未来的走势做出准确的预测，就要分析这两种主要因素，过去作用和今后作用的消长。   
    二、2O00年以来经济向好的政策原因    
    为了促进上述双重因素的改善，中国政府在1998年以来采取了两方面的政策：    
    （一）需求方面的政策   
    主要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以来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约66O0亿元，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很快地刹住了投资下滑势头。与财政政策配套的是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这种政府直接创造需求的经济政策有它的优势，这就是可以很快地增加需求，迅速遏止投资下滑的势头。像1997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党中央国务院在1998年初决定运用财政政策增加需求，到年中160O亿元的投资就陆续下拨。不过，用这种方法增加需求，特别是长期用这种方法增加需求，也有它的消极方面：第一是财政投资具有相应减少民间投资可能性的“挤出效应”；第二是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内政府财政投资的效益不如民间投资效益高；更重要的是第三，从长远来看，政府投资所发的国债终究是需要增加税收来偿还，这样就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使投资环境变得不那么有利。所以大致从2000年起经济学界就开始出现这样的呼声：积极财政政策需要逐步淡出。   
    （二）供给方面的政策   
    从1997年末的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是把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在1999年正式写入我国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为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改革开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还没有完全从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许多人认为国有经济越壮大，社会主义的色彩越浓。因此，一方面不敢提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把非国有经济的作用限制在“补充”的地位上。十五次代表大会打破了苏联教条，并且根据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要求在三个方面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1．对国有经济布局做有进有退的调整。2．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一切适合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利用”。3．提高民营经济的地位，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十五大政治报告给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基本准则，这就是“一切符合于‘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可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二，199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来研究怎样解决几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问题，这些会议最大的收获，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民营中小企业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的主渠道。根据这个思路，中国政府从1998年中期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民营企业的创业环境和经营环境。比如说，贯彻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解除思想障碍；在经贸委设立中小企业司，专司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在金融系统强调了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信贷服务，各省市都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基金来帮助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等等。这些措施改善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使一些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得以迅速发展。   
    第三，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有了新的突破，加快了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例如进一步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限制在：1．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2．自然垄断的行业；3．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4．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全会不但重申“放小”，而且把中型国有企业也加了进来，叫做“放开搞活中小国有企业”；《决定》规定除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实现产权多元化。《决定》明确指出“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制衡关系的法人治理机构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这样，自1998年以后，政府对石油、通讯、铁路、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部门进行了重组，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主要做了三件事情：1．实现政企职能分离和建立新的政府监管框架。2．打破行业垄断，促进企业间的竞争。3．公司重组以后在海内外证券市场上市以后，在股份多元化的基础上搭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
    以上措施，提高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改善了它们的财务状况，使企业的投资活动活跃起来。首先在其他政策措施的协同作用下，国有企业大面积地扭亏为盈。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和经营状况的改善较之国有企业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