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全国5000多家非时政报刊年内将全面展开转企改制。柳斌杰先生是著名的市场派文化官员，推动此事久矣。而如果不是他对新闻界的披露，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在曾经的“朝阳产业”的光环下，60%-70%的报刊亏损和50%-60%的报刊没有资本这样严峻的现实。
　　
　　正如柳斌杰先生过去所言，这些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在“事业单位”的旗号下没有退出机制。根据柳斌杰的思路，总体上按照企业的逻辑来改革那些不死不活的亏损和无资本报刊，这个大方向值得可定。而且柳斌杰也看到了改制的难度：首先是“机关办报”几十年，很多人还不习惯市场化模式，因此观念转变不易；其次是如何通过社会保障、政策优惠打消被改制者的后顾之忧。
　　
　　但是，这个改革的前景如何、怎样看待其绩效？凡此种种并不简单，甚至一些基本内容很不清晰。这或许是媒体披露的改制信息不够充分所致，但是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问题在考验改革推动者和报刊界。
　　
　　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不明朗之处，是哪些报刊分属于时政类和非时政类？在60%-70%的亏损报刊和50%-60%的无资本报刊中，究竟是要改制的都市报、晚报效益差，还是时政类报刊多数亏损？或者除了上述报刊，其他报刊的数量更多，亏损和无资本问题更严重？
　　
　　第二个问题，改制后如何避免在同一个报刊集团内部既有事业单位、又有企业，乃至于事业企业难以真正分离，会不会让改制大部分流于形式？柳斌杰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了“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办的行业报刊”，那么改制后的报刊是否游走于企业、事业和政府之间，哪边有好处就往哪边靠，就像中石油、中石化名为企业实际上依靠行政级别两头得利？
　　
　　第三个问题，新闻出版的发展是否应该完全采取企业化、尤其是集团化的市场理路来操作？柳斌杰先生认为，为“改变目前报刊市场散、乱、小的现状”，有必要参照国外报纸，建立为数有限的投资人的巨型报刊集团“航母”，此言值得商榷。首先，国外现在对少数传媒巨无霸掌控大量媒体的批评很多，认为民主和法治应依赖为数众多的独立媒体。其次，中国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社会分层如此明显，尽管有其他媒体存在，但报刊风格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仍然非常重要。
　　
　　有鉴于此，笔者在乐见其成的同时，对于此项改革的准确目标和预期成效多少有些疑虑，说到底是一条，即媒体界缺乏法制，依法行政难以落实，媒体自主空间有限，媒体产权也不明晰，因此任何改革都可能偏离本来就不清晰的目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的阳光照亮媒体界的那一天，才是媒体界真正走向市场、走向社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