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出版业务的都知道确定图书印数是个难题，印多了，会造成退货和库存积压浪费资源。印少了，供不应求，造成断版书、短版书，还会引发社会上的盗版书。印数少的学术书、专业书如果没有出版补贴难以出版，而读者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特别是个性化、特殊化需求更难得到满足。这些矛盾在传统出版印刷的条件下长期困扰着出版人。数字技术、按需印刷的出现正好能解决这些问题，它克服了传统印刷的诸多不足，能够满足出版社、作者和读者的特殊需求。不但给出版社带来更加广阔的利润空间，也有效解决出版传播过程中基本的供求矛盾。

　　按需出版（publish on demand，简称POD）是指采用数据处理技术、数字印刷技术，将出版物信息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根据需要随时直接印刷成书，省去制版等中间环节，能够一册起印，即需即印的出版方式。按需出版强调的是出版活动的精确性，是一种基于对读者需求的准确把握而开展的出版活动。既包括图书出版单位根据相对准确的市场需求，主动地提供特定形式、内容、数量的图书的出版活动，也包括接受用户订单，根据读者需求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出版行为。按需出版适用于自费出版图书，短版、断版图书，学术性、专业性图书，赶时间图书以及无法确定销售量的新书。这些类型的图书的共同特点就是印量少。按需出版还具备可以即时出版，远程传输数据，异地制作图书等特点，因此可以多方位地满足读者需求。从按需出版的发展趋势来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于按需印刷技术的图书按需出版，第二个阶段则发展成为基于服务意识的内容的按需销售，根据每位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收集相关内容，出版物可以是纸本书也可以是电子文本。

　　图书按需出版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出版方式和出版理念。基于数字印刷的优点，按需出版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前我国出版行业普遍存在的高库存量和图书退货率高的问题，又能够促进短板、断版图书及时补充市场以及学术著作、专业书出版难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节省大量的宝贵资源。

　　可以说按需出版是一种社会要求，更是一种趋势，是出版的发展方向。

　　继1997年美国最大的图书批发商英特拉姆公司创立闪电印刷公司，最先使用IBM的按需印刷技术为一所学校印制了50本急需的、已经脱销的教材之后，按需出版开始起步，并逐渐成为书业增长潜力极大的领域。美国按需出版的图书总量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而开展按需出版业务的印刷企业也从1997年的8％增加到2010年的20％；这一年美国按需出版图书增长169%。日本2005 年的按需出版总销售额达到了2000 亿日元；德国几乎所有的较大规模的出版社均可进行按需出版，业务范围是针对需要经常修订或增订的专业性的手册和脱销图书的重印和再版。

　　我国出版机构开始起步接触按需出版仅比美国晚一年多，复旦大学出版社等上海几家大学出版社与美国的专业按需出版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按需出版业务在我国日渐兴起。开展此项业务较多的是知识产权出版社和中国标准技术出版社。从1998年按需出版首次登陆中国以来，我国的按需出版已经从最初的图书的按需印刷发展到内容的按需销售阶段，虽然合理，但是速度缓慢。由于技术、资源、政策、商业模式等多方面原因，按需出版并未在中国得到应有的发展。启动于2004 年的“按需出版工程”已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尽管目前在中国已有一些出版社开展了按需出版业务多年，但中国按需出版业还处于起始阶段，规模仅相当于美国6 年前的产量，印刷品的销售总额也只有1 亿美元左右，应该说其发展和市场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面对图书按需出版这一发展趋势，出版界以及社会各界还需共同努力，为按需出版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以促进其良性发展。

　　学术界要深入展开研究，技术的革新也要跟上，以保证数字化内容的丰富和完善，技术人员应该设计研发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设备和软件，降低按需印刷的成本，提高数字化技术，加快内容管理和输出软件的开发，以便在基础环节更好地支持按需出版的开展。

　　出版社应该在观念上接受并在行动上实践按需出版，调查各类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加强编辑的把关人作用以保证作品质量，调整编辑考评机制促使编辑愿意做适合按需出版的书，并通过业界合作建立良好的书评机制和全国性书评平台推动按需出版图书的营销。

　　国家管理部门应该在政策和法律上支持按需出版，逐步放开书号、版号资源，打破对出版社具体业务的限制，并制定完善的著作权保护法律体系。

　　社会上应加强诚信经营意识，推动按需出版成熟的商业模式的构建，健康有序地发展。有些出版社迟迟不敢涉足按需出版，是因为成熟商业模式尚未建立，而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产业链各环节的诚信经营的意识还有待加强，以往拖欠货款、信息隐瞒不报的现象就屡见不鲜，而按需出版是一个需要包括作者、出版者以及分销商等多方通力合作的链条，因此，诚信经营意识必须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