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30日，江苏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代表我国申报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正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雕版印刷术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比活字印刷术早400多年。纵观我国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几乎都留下了佛教传播的痕迹。从印刷简单的佛像、经咒，到大规模地印刷佛教经典，一方面完善了雕版印刷的技术，同时扩展了佛教在中国和东亚的传播范围。

　　雕版印刷术促进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我国较早的雕版印刷术主要应用于佛教传播  从出土文物、古籍经典以及历史记载来看，我国较早的雕版印刷术主要应用在佛教传播上。在这一过程中，高僧、帝王、文人、信徒均有推波助澜的表现。

　　我国较早利用雕版印刷术传播佛教的僧人当属玄奘。据玄奘嫡传弟子慧立等所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唐高宗嗣位后，鉴于其父皇敬重玄奘，高宗也对玄奘礼敬甚隆，遣朝臣慰问不绝，还施帛锦万段、法衣数百。玄奘接受后，“随得随散，无所贮蓄。发愿造十俱月氐（“俱月氐”为梵文量词koti的音译，十俱月氐为100万份）像，并造成矣。”在唐高宗元年至十五年（公元650-664年），玄奘采用雕版印刷术印刷了佛像100万份，散发给广大佛教信徒。

　　帝王利用雕版印刷术传播佛教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赵匡胤印刷《开宝藏》。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赵匡胤敕命大臣高品、张从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主持刻印《大藏经》，并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了13万块经版的全部雕刻，随后开始印刷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木版雕印的汉文《大藏经》。由于该《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故称为《开宝藏》。

　　又如，虔诚的佛教徒吴越国王钱俶，与高僧延寿法师一起，雕版印刷了大量佛像、塔图咒语。还有，钱俶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了杭州雷峰塔。当年，佛塔里藏有雕版印刷的经书《雷峰塔经》，又名《宝箧印陀罗尼经》。此经现收藏在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内。

　　文人利用雕版印刷术传播佛教的代表有北宋著名诗人、词人苏轼。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太子太保张道赠送苏轼《金山椤伽阿跋多罗宝经》，并让他将该经“使印施于江淮间”。同年，苏轼携带此经来到了今江苏镇江金山寺。在金山寺长老佛印法师的协助下，苏轼书写了全部经文，后又请善刻的工匠来金山寺雕刻经卷。经版刻好后，一直存于金山寺，无论是信徒还是香客，可以随要随印，使得此经得以广为流传。

　　金代，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境内）官府小吏崔进之女崔法珍虔心佛教，以断臂的方式化缘，募资刊刻《赵城金藏》，很多佛教信徒深受感动，纷纷捐资协助。大约在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前后，《赵城金藏》开始雕版刻印，历时约30年方成。《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图，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亦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

　　雕版印刷术，让佛音遍及西夏、藏族聚居区  伴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技术日益完善，9世纪时，佛教经典还在以佛教立国的西夏王朝迅速传播。西夏王朝以佛教立国，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对佛学经典非常渴求。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曾多次向北宋求购佛教经典。西夏时期建造的重要寺庙高台寺的佛塔内，即藏有宋朝所赠雕版印刷的《大藏经》。1908年至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挖掘出土大量雕版印刷的西夏文佛经与汉文佛经，这些出土文物也论证了一个事实：雕版印刷术是佛教传播的方式之一。

　　13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入藏族地区，为藏文佛教文献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藏族聚居区陆续建起了印经院，大规模刊刻、印刷佛教经典。建于清雍正时期、素有“藏族地区璀璨的文化明珠”和“雪山下的宝库”盛名的四川德格印经院，最主要的印刷品就是佛教经典。目前德格印经院院藏雕版总量已达29万余块。最为难得的是，德格印经院所藏的大量雕版印刷佛教经中，有许多珍本、孤本和范本。

　　雕版印刷术促进佛教在东亚的传播

　　雕版印刷术，鉴真带给日本佛教的礼物  鉴真是我国的高僧和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雕版印刷术十分精通。据日本僧人玄栋所著的《三国传记·鉴真和尚事》一书记载，鉴真在日本运用雕版印刷术印刷了律宗三大部：四分律注解的行事钞、羯磨疏、戒本疏。

　　雕版印刷术伴随佛教传入日本的佐证有：在唐朝留学19年的僧人玄防，在返回日本时，带回佛经5000余卷和许多佛像。日本留学生、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在中国居住了18年之久。回到日本后，吉备真备成了日本称德天皇的老师。之后，在吉备真备的主持下，称德天皇下令雕版印刷100万份《陀罗尼经咒》。

　　元明时期，浙江、福建一带前往日本谋生的中国刻工非常多。恰逢当时的日本各寺院正大量翻雕佛经与高僧语录印版，因此这些中国刻工在日本的佛经雕刻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促进了佛教的广泛传播。

　　雕版印刷术，在发明之初就伴随佛教传入高丽  1966年10月，在今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了汉文印本《大陀罗尼经》，上有武则天时发明的制字，这件实物可以证明雕版印刷术在我国发明之初就通过佛教传到朝鲜半岛。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开宝藏》完工。不久，崇尚佛法的高丽人（宋辽时期的高丽王朝，今指朝鲜半岛的朝鲜族人）闻讯，遣使臣入宋，求宋赐予《大藏经》。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高丽又“遣使来贡”，于是宋朝赐予《大藏经》。此为雕版印本《大藏经》首次传入高丽。宋版《大藏经》传入高丽后，促进了高丽佛教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的影响下，高丽人很快学会了雕版印刷技术。到高丽显王时，开始雕印《高丽大藏经》，其内容主要是根据我国北宋的《开宝藏》复刻。

　　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高丽文王之子释义天来到中国，除了学习佛教教义外，还广泛收集佛典章疏和儒家经典。回国后，释义天又在高丽兴王寺设教藏都监，编录从宋、辽以及日本搜购来的佛典和由宋求得的佛学经典，刊刻为《续藏经》，共4700多卷。这部经书传到宋后，多地大寺院将其中在中国还没有刻本的部分进行复刻，为中国佛教史的传播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