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真”与“假”的问题与字画交易形影相伴，业内人士疾呼“打假”，但并没有否定古代字画中精品伪作的艺术价值。

皇帝也造假字画

溯本求源，历史上许多皇帝最早推动了书画赝品的生产。

假字画，又称伪作或赝品，即非书画家本人实际创作，而被人谎称是其所作，署其姓名或采用其他方式表明其身份的美术作品。根据假画制作方式，造假一般分为摹、临、仿、造等四种形式。

王羲之“兰亭序”就是名作仿制的一个典型案例。

《兰亭序》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51岁时的神来之笔，据说当时王羲之临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和清流急湍，乘酒兴方酣，用蚕茧纸、鼠须笔疾书此序，通篇28行，324字，有重复者，皆变化不一，精美绝伦，被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称为“中国行书第一帖”。传说王羲之之后也曾再书《兰亭序》，但均逊于原作。

《兰亭序》原稿一直为王羲之视为传家之宝，为王氏后代收藏，传至第七代时被唐太宗李世民“骗”入朝廷。唐太宗得《兰亭序》后，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敕令侍臣赵模、冯承素等人精心复制摹本。他将这些摹本或石刻摹拓本分赐皇族宠臣，当时这种“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亦“洛阳纸贵”。

此外，还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家的临本传世，而原迹，据说在唐太宗死时作为殉葬品永绝于世。而今人看到的是兰亭序的“唐人五大摹本”，从不同层面表现了“天下第一行书”的神韵，是后世兰亭两大体系的鼻祖：一是以虞本、褚本、冯本、黄绢本为宗的贴学体系；一是以欧阳询的定武本为宗的碑学体系。这两大体系并行于世，孕育了后世无数书法大家。唐人五大摹本曾被收入清干隆内府，后流散四方，虞本、褚本、冯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黄绢本、定武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研究者认为，唐太宗发起的兰亭“唐人五大摹本”，既以摹家名义传世，不应界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假字画”，而北宋徽宗赵佶开设的“皇家画院”则批量生产了诸多临摹画作。宫廷画院始于五代，盛于两宋。这位书画皇帝开创了瘦金体书法，还为画院制定了完整制度，形成了精致华丽的“院体”风格。在绘画学习中，宋徽宗十分重视古人“格法”，他命人每旬将宫廷收藏的两幅名画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居采的《芦雁图》就是在“传移摹写”下产生的精品摹本。

“苏州片”的是是非非

随着明清经济的发展，民间艺术市场日趋繁荣，民间以盈利为目的的书画伪作大量出现，书画伪造技艺也越来越高，最终在一些地方形成造假“产业群”，“苏州片”成为赝品制造的“典范”。

“苏州片”起自明代吴门画派的兴盛和当地经济的繁荣，有钱人附庸风雅，慕名购画，因而出现许多画匠专以制作假画为生。为了提高造假的专业水平，他们开始分工合作，或专攻书画，或专攻印章，或专攻树木，或专攻山石，最终形成书画名作的复制行业。他们生产的复制画，后被称为“苏州片”。苏州片数量多，流传范围广，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有收藏，许多还流传海外。其中有些精品还骗过了皇帝，被钤上“干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等皇家收藏印玺。

“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些苏州片就出自名家的后代亲友及弟子之手，如王涞仿好友沈周的画，吴三江仿其外祖父祝允明的字，苏州专诸巷钦氏父子兄弟，专门伪造宋元以来的大家书画，从徽宗赵佶、李公麟、董源、郭熙、范宽、刘松年、马远、夏硅、钱选、王冕到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元四家”，长卷短幅，量大面广，人称“钦家样”。

“老货”不同于“新货”。时下苏州片仍在各种交易市场频频现身，几可乱真又绝非真迹。有专家认为，这些摹品临摹技艺高超，一切遵照原作，不露模仿痕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在的高仿工艺。

专家认为，从古至今，在文物鉴定过程中，许多“精品”伪作的价值往往不亚于真迹，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岁月无情，纸绢寿命大约千余年，保存得再好，也会自然消失，这些乱真的复制品可在最大程度上传承文物原件的文化信息。

据介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寅《溪山鱼隐图》卷，以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或是宋代摹本，或是师友代笔之作，皆属假画，却都成为博物馆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