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强做大出版业，转型发展是目前着力的关键。因此，出版业要从全面经营到专业板块，实现企业竞争方式的转型；从一地经营到“四跨”经营，实现产业组织结构的转型；从垂直链条到网状结构，实现数字出版的现代转型；从盲目消耗到有效出版，实现产业发展的绿色转型，以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的发展需求，保证出版事业繁荣、产业永续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业必须以改革为动力，加快转型发展，努力做强做大。做强做大出版业，转型发展是目前着力的关键，体制与机制的全面变革则是关键的关键。

　　从全面经营到专业板块，实现企业竞争方式的转型

　　现代出版业在出版市场竞争格局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下，要做到在各个业务领域占据市场领先地位很难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企业纷纷实施战略转型，通过资本运作，将自己的领域重新集中到内容产业，实现了向优势业务的集聚。培生集团、贝塔斯曼集团、圣智学习集团等，都是这一战略转型的典型案例。目前，国际出版公司一方面在投资选择上更加注意利用各国各地的比较优势，拓展核心业务市场，另一方面在不断延伸核心业务价值链上也更加舍得投入。新技术背景下，跨国传媒公司产业结构升级的特点同样显示，扩大核心产业的内涵，不断巩固壮大成熟价值链，是产业升级成功的基础。

　　就我国出版产业而言，避免各地全面开花，加快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经营业务；避免规模不经济以及单一市场的增长极限，对于企业发展和行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这是一种企业竞争方式的调整。做到这一步，需要借助资源整合的力量，对企业内部或外部资源做深度评估和调整，需要出版企业对自身的价值链进行深入地分析，加快构建起以某些业务为核心不断向外延展的经营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形成专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一地经营到“四跨”经营，实现产业组织结构的转型

　　出版传媒公司“大的不一定都好”，但可以肯定地说“好的则一定都强”。这个“强”包含的内容很多，它有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强势的人才，强势的品牌，强有力的业务经营能力等等。很难想象，单一的收入结构和限制性区域市场，能够产生这种强大的公司。做强做大中国出版产业，需要一批产业集中度高、市场拓展力强的大型骨干企业，但在现实的产业环境下造就这样的企业，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打破地域、部门界限，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从一地到“四跨”（跨媒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区域）的转型。

　　“转型”的意义在于，调适各种发展的关键因素，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研究表明，推动当代中国出版传媒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行业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变化规律，二是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所提出的要求，三是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其中，第二个因素具有根本性意义。我们不能不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出版单位以企业姿态进入市场后，其赖以发展的“社会大系统”尚没有巨大发展或变化较慢，也就是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还没有形成。单从这一层面讲，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仅仅是达到了体制改革初期的、基本的要求，体制转换完全到位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非常及时和完全正确的。当然，这个巨大变革在当代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必然会关系到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纠葛。但也正因为如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体现出更为深层的意义，“转型”也才能最终发挥出促进产业发展的巨大力量。

　　从垂直链条到网状结构，实现数字出版的现代转型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着出版产业、资本、媒介和市场的融合，传统图书出版业原有的业务模式、业务流程正逐渐失去其有效性。打通技术与内容的屏障，是数字化时代出版业必须努力实现的又一大转型。

　　跨国出版公司的数字化进程，首先表现在对经营理念的探索和革新上，这些公司以培育适应新技术要求的新的商业模式为着眼点，探索出了“从内容生产向内容服务转变”的发展途径。这一经验也正在成为数字化时代各国出版业发展的共识。

　　在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并不十分清晰的环境下，虽然各自的情况不同、起点不一，但国际出版商应对技术革命的成功经验，值得珍视。产业融合的加剧，出版必须显示出与其他产业不可比拟的强大优势，以及网络技术不可取代的专业功能，才有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借助新技术不断壮大的可能。这种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就是内容生产。数字转型解决的是内容如何与技术结合，从而进一步拓展内容生产、传播、销售空间的问题，因此，从传统纸质出版向现代数字出版的转型，从传统内容生产向以内容和服务并重的现代经营业态转型，也应该同时作为我国出版产业进行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角色定位的转变，必然要求出版的经营范围向相关产业资源拓展，出版业与传媒业的整合必将成为发展趋势。在此形势下，如果出版业固守从内容生产到渠道销售的直线型传统产业链，技术转型将无从实现，传统产业也终会走向穷途末路。中国出版业必须在做好个性化、多样化内容生产的同时，通过嫁接、衍生等多种手段，打造多元创造、多元经营、多元传播的内容生产服务平台，推动产业结构由垂直型向网状型升级，形成内容与科技、专业与衍生、文化与经济融合的新型产业经营模式。

　　从盲目消耗到有效出版，实现产业发展的绿色转型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作了如下定义：“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包括两个关键词：“需要”和“限制”。一方面，要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对“需要”所造成的对未来环境的危害加以限制。对出版业来讲，这种“需要”指的是产业发展的需要，“限制”则是指对于支持发展的资源、环境所构成的浪费或破坏的限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出版所指向的“资源”，除了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还有无形的精神、文化资源；所指向的“环境”，除了显在的自然环境，还有潜在的人文环境。未来出版产业发展需要的能力一旦被突破，将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危害，更主要的则是对构成人文环境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内容产业，出版生产主要依赖的资源是文化资源，生产的过程就是借助于开发，使文化资源所包含的价值被社会认识和了解的过程。此外，出版产品的生产还同时消耗其他物质资源如纸张、油墨等。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限制”讲，出版的可持续首先是对文化资源的“需要”和“限制”，也就是说，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出版经营者必须充分考虑文化资源的承载力和文化生态环境的适应性。这不仅包括对有形文化资源的保护，还主要指对文化所蕴藉的内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正确挖掘，有效避免“伪文化”的泛滥所导致的文化资源的廉价侵蚀和肤浅损害，还原文化本身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并将以传承并发扬光大。其次，才是对物质资源的“需要”和“限制”。因此，绿色出版蕴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人文环境的妥善维护，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由于维护文化生态是其核心环节，所以，绿色内容是绿色出版的主体。

　　当前，我国传统出版业依旧是品种数量上的繁荣，而“繁荣”的背后存在许多无效出版的现象。无效出版不仅严重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出版企业付出高额成本，而且使文化生态遭到损害，使出版屡遭诟病。因此，推行绿色转型必要而紧迫。从国际上看，绿色转型成功而有效的做法就是内容创新。在出版全球化浪潮中，产品可以复制，技术可以引进，创新能力和品牌却无法拷贝。因此，走出“重扩张、轻管理，重规模、轻效率”的误区，树立“资源约束、资源优化”的新出版理念，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应当成为我国出版产业谋划绿色转型的战略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