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装网讯】FT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近日在访华期间，与FT中文网深度对谈，分享了他对中美贸易纠纷如何终局，以及这场大国博弈将如何影响中国发展轨迹的研判。以下为编辑后的访谈实录。
中美已释放出即将达成贸易协定的信号。您认为最后的临门一脚，还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沃尔夫：中美双方都有强烈达成协定的意愿，这已经非常明显，关键在于协议的内容。根据我们之前了解到的，美方不仅要求中国经济更加自由化，还提出了许多其他要求，比如要求中国放弃部分WTO的权利、不得报复美国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技术部门的投资等。在我看来，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很难让中国全盘接受。要达成协议，美国必须放弃其中部分要求。
在美国政府内部，特朗普总统和他的阁僚在对华立场上，明显存在分歧。特朗普总统更在意与中国缩小贸易逆差，而他的一些属下对中国则有其他更强硬的要求。他们能统一立场吗?当然，最终是特朗普总统说了算。所以如果中方能够说服他，这份协议对美国已经足够好，对华贸易数字会变得很漂亮，就可能足以让他满意。就像美墨加三国重新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实对加拿大非常有利，但只要让特朗普觉得好，他就会签字，他的支持者并不会去仔细研究数字，他也并非真心关注类似知识产权保护之类的问题。
对中国谈判者而言，棘手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法绕过特朗普的手下，而这些手下，比如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要强硬得多。就算在这个层面已经谈成，这份协议可能要等到两国元首在会面时亲自签订。那么对于习近平主席而言，还有一个风险在于，特朗普是个极度难以预测的人，如果再度发生河内“特金会”这样的事情——他没签协议就走掉，那对中国会是非常大的羞辱。因此，双方谈判官员目前的磋商、协调和细节安排，对于协议最终能否签署至关重要。
中国知识界中不少人反倒希望美国对中国保持持续的压力。他们认为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已经枯竭，因此希望来自美国的压力能推动中国进一步变革。他们这样的期待现实吗？
沃尔夫：我最近在中国，听到不少人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但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兴趣，他不关心人权，不关心民主制度，所以在政治层面，推动中国进一步变革的压力不会来自这届美国政府。
经济体制层面，美国人提出的一些改革要求，我认为中国政府本来就该尽力推动，因为它们对中国有好处。比如关税自由化，这能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比如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不仅会改善外资企业，也会改善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待遇;再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显然也会保护到中国本地企业。当然美国人还有一些要求，比如中国不搞网络间谍，减少共产党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些难度更高的要求上，我不知道最终中国是否会让步。
至于这些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是否会最终导向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西方多年来非常感兴趣，而近年来日益感到悲观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抱不可知的态度。一方面，中国是个非常独特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强调大一统，没有民主自由的传统，这一点让很多人怀疑它是否真的能转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另一方面，看看中国的周边，的确有很多同样奉行儒家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实现了民主化转型。我觉得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的转型过程不会是一条直线，甚至可以说，此刻中国就在有意识地偏离这条路径。但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那么几十年之后，比如到2060年代，中国政府还能继续像今天这样治国吗?如果真的可以，我会非常惊讶。我认为，中国最终大概率会向西方自由民主阵营靠拢，只是不像西方曾经设想的那么快。但也有可能，中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特例”。甚至有可能，西方反过来向中国靠拢，而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在贸易上的非凡能力，都并非新鲜事。但最近一两年间，西方世界似乎猛然警醒，对中国不那么友好起来。西方对中国的观感为何突然变化？
沃尔夫：首先是因为，西方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回到世纪之交，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还沉浸于所谓的“单极时刻”中。我们赢得了冷战，民主模式似乎已不可战胜。那时中国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可以说在美国的政策日程上还很靠后。然后，西方开始忙于反恐以及其它一些内部问题，再然后，就发生了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真实收入停滞不前，西方对自身制度和技术优势的自信遭受了很大打击。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政治开始出现民粹倾向，出现了越来越多高举民族主义的领袖人物，他们环顾世界，说，中国在变强，而它把我们变弱了。
中国的崛起的确不是个新鲜事，它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事实上这五六年中国经济已经在放缓。但人们的观感总是滞后于现实的，因为普通人并不是每天都关注经济新闻。但日积月累，“中国已经很强大了”这一点，终于进入了足够多的人的意识，人们互相影响，彼此加深这种印象和它带来的忧惧。
我认为，西方有四种人群对中国的崛起尤其担忧。首先是工人，他们认为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第二个是企业界人士，他们认为中国对他们的投资越来越不友好，他们要面对网络间谍，被强迫转移技术，在中国挣钱越来越难;第三个是国家安全部门，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国，还有强大的海上野心;最后一个人群，可以宽泛地称他们为“民主阵营“，他们关心人权，关心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担心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停滞。这四股人群最近走到了一起。人们意识到，中国这个秉持完全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度，500年来第一次对世界格局形成了真正的全方位挑战，挑战的严峻程度远超当年的苏联，因为苏联在经济实力上远逊于今天的中国。也许还要加上最后一个因素，就是日益增强的紧迫感。西方普遍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不再对付中国，那么20年后就不可能了，因为那时中国将过于强大。上述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西方对中国态度的急剧变化。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宣称，他们提出的很多要求，是要纠正中国在贸易和投资上的不公平做法。但这些要求被很多中国人解读为“西方不想让我们强大起来”，甚至“他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在合理诉求与不合理地抑制他国发展之间，界限在哪里？
沃尔夫：我认为西方的确希望中国的发展步伐能慢下来，尤其是不希望中国企业在一些重要领域中成为主导全球的力量。这在华为案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明显了。这些不是西方与中国打贸易战时摆在明面上的诉求，但却是暗地里的诉求。
历史上有很多领先国家试图阻止后来者超越的先例。一个不那么被人知晓的例子是，英国在19世纪就曾非常努力地阻止技术向美国转移，但美国人还是得到了英国技术。同样，这次面对中国，西方也不会成功。中国人可以研发自己的技术，中国不仅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还能进入许多巨大且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西方能成功遏制中国的崛起吗?不能。但西方可以给中国的崛起增加难度，拖缓这个进程。
西方对中国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假设，就是中国会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快速增长二三十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您似乎对中国经济前景不那么乐观？
沃尔夫：任何时候预测中国经济都是危险的，因为变量实在太多。我认为中国经济前景存在两种极端的可能性，而现在看来，它们都有发生的可能。
先看好的极端。中国仍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人的30%。要知道，当日本经济在90年代陷入停滞时，日本人均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也就是说，相对而言，当时的日本要比今天的中国富裕很多。在现在的低水平基础上，中国应当还有潜力将相对于美国的人均财富水平增长两到三倍。假设中国在未来30年完成这个过程，那么每年所需的经济增幅已经比过去低很多——要知道，1989年至今的30年，中国人均财富相对于美国增长了七八倍，所以未来30年只增长两三倍，应当是个简单得多的任务，每年只要约4%到5%的GDP增长。再加上中国的人口增长已经基本停滞，这意味着人均GDP会增长得更快。当然，这一路上会出现不少障碍，包括世界市场是否仍然对中国开放、中国对外出口是否仍然能快速增长、政局是否稳定、能否有效地利用资源、能否处理好国企和债务问题等。但中国过去在管理这类问题上表现都不错，如果能克服这些障碍，就是好的一种极端，也就是经济继续增长相当长一段时间。
再看看糟糕的极端。中国经济已经显现出一些未富先衰的迹象，包括投资的浪费程度，体现在资本回报率的快速下降，以及反映经济创新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此外，宏观经济的再平衡在过去十年并没有什么进展，中国经济仍高度依赖投资而非消费，债务水平激增，这些长期来看都不可持续。在历史上，很多原本潜力很大的中等收入国家都止步于这样的障碍，增长从此停滞。中国经济如果能再增长30年，那么从1978年算起就将持续增长70年。而环顾全球，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国家，从极度贫穷的起点——大约是中国70年代的财富水平，历经几十年的持续增长，进入到了发达国家行列，那就是韩国。全世界只有韩国这一例。这足以证明一个国家维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是一件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情。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对进一步改革形成了掣肘。长此以往，中国的体制有可能僵化，稳定压倒改革，增长停滞，这就是比较糟糕的极端。
很难说中国的实际情况会更偏向哪个极端。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不能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就认为它一定会继续。要看全球大环境，更要看中国自己的选择。
这次贸易战，会成为中国发展曲线上的一个重大拐点吗？
沃尔夫：我认为这取决于中国究竟如何应对和终结这场贸易战。如果中国在经济自由化上做出更大努力，得到西方的认可，国际环境对中国仍然开放，那么我相信中国的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而另一种可能，就是贸易战让中国领导人对继续开放经济产生疑虑，转而认为可以依靠国内市场，或许再加上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其实后者体量很难和发达市场相比，那么中国就会放弃在贸易上的比较优势，放弃对外投资，把目光转向内部，实施所谓的“闭关锁国”。
历史上是有类似先例的，我只讲一例。在20世纪初，跻身全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的，不管你是否相信，有阿根廷这个国家。阿根廷当时是个农业出口大国，十分高效和富有。原本这个农业大国应当会逐步工业化，带来更多财富和社会进步，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但就在这时，1930年代到来了，世界资本市场崩盘了，价格崩盘了。阿根廷做出的反应?它关闭了经济，实施高度的保护主义政策，选举了贝隆为总统。贝隆实施了封闭政策，给阿根廷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迄今它已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衰落。这与其说是外部环境造成的，不如说是阿根廷自己的选择造成的。
因此，如果贸易战让中国觉得，外部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我们不再相信它，不再与之合作，不再对它开放，那么中国的国运可能就此发生重大逆转。
